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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30年代小说（四） 巴 金（1904—2005） 第一节 巴金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姓李，原名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大地主家庭里。四、五岁时随父亲到广元县“住过两年”。辛亥革命后回到成都，直到1923年。他的少年时代都是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度过的。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广元县当过知县。母亲陈淑芬，是个贤淑慈爱的女性。巴金在幼年时从母亲那里接受了“爱一切人”的教育，从与仆人和轿夫的接近中看到了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从封建家长制统治下兄弟姐妹受礼教的迫害以至死亡的生活里感受到了重压。这一切使年幼的巴金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和摆脱封建统治的渴求。 巴金自幼表现出性格中善良、多愁的一面。母亲陈淑芬贤淑慈爱，对他影响很大。 文学所受的影响：曾祖、祖父都出版过诗集， 父亲非常喜欢看戏。（过节的时候经常请唱戏的到家里来唱戏。13岁时父亲去世。） 这种性格对他早期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应该是有必然的联系。 散文《最初的回忆》：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温柔的声音。 母亲亲自教他们背词。 1919年9月，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他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铁丝笼”，迈向了社会。先进入成都青年会补习学校学习，1920年考入了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英文。这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和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以及爱玛.高德曼的《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同时参加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均社”，出版刊物，鼓吹反抗封建制度，为人类美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1923年春，巴金进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1925年夏到上海，开始文学活动。此时，他研究了安那其主义，并翻译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面包与自由》。1927年1月，二十四岁的巴金去法国留学。他在法国的两年中，除了学习法文外，还根据英译本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前半部)，并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惠特曼的作品，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的教育。1928年巴金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连载于1929年的《小说月报》。《灭亡》以1925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写一群青年盲目地去和反动统治者斗争，最后灭亡的故事。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凡是曾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全部要灭亡，而凡是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也要灭亡。这反映了巴金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没有认识，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也不甚了解，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严重。 1929年1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他除了北上京华，东渡日本和去煤矿作过短期的调查外，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1931年，他写了《新生》——《灭亡》的续篇。这部日记体的中篇小说，以主人公李冷自述的方式多表现他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他为理想信仰献身的事迹。比《灭亡》有了进步但仍带有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 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于1930年，巴金以“五卅”事件为背景，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吴养清“在这事件中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作者的用意在于鼓舞青年继续奋起抗争，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31年到1933年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和《爱情三部曲》：《雾》(1931)、《雨》(1932)、《电》(1933)。《爱情三部曲》描写了三个各自不同性格的人物。《雾》的主人公周如水软弱、优柔寡断；《雨》的主人公吴仁民有点粗暴和浮躁。巴金认为只有《电》里的李佩珠是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作品热情歌颂了他们的革命气概和献身精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人实际上仍是游离于群众的孤立的一群。因此，他们失败和悲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的主角都是反抗旧势力的血性青年，他们具有可贵的献身精神，“甘愿牺牲掉一切个人的享受去追求那黎明的未来”。但作品明显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宣扬了脱离群众的往往带有狂热的冒险行动以及对革命的盲目和对前途的虚无主义。但巴金的这些作品，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1932年和1933年，巴金写了两篇描写工人的小说．《砂丁》和《雪》(原题《萌芽》)《砂丁》写的是云南个旧矿山工人的生活,《雪》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小说控诉了矿主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和残暴的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工人苦难生活的同情. 巴金由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到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