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犯罪的本质与功能.ppt

第四讲 犯罪的本质与功能 一、犯罪的形式定义 犯罪：刑法明文规定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的限制，刑法典都规定犯罪的形式定义。 形式的犯罪定义自18世纪以来即成为通行的犯罪观念，其最初的思想根基在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念。 当代的形式的犯罪定义的思想根基则是奠基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之上的罪刑法定。 形式犯罪定义的局限 没有说明刑事立法政策上赋予特定不法行为以刑法上的应刑罚性的根据; 没有说明国家为什么对这些违法行为要科处刑罚，亦即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 没有为立法者提供之所以将一定的行为从不法行为中筛选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并赋予刑罚与保安处分的法律效果的内在根据。 二、犯罪的实质定义——犯罪本质 （一）、“社会危害性说”。 社会危害性说强调犯罪的本质在于社会危害性。 贝卡里亚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贝卡里亚批判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把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罪孽的轻重程度当作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的谬误，认为这种标尺所依据的只是对客观对象的一时印象和头脑中的事先意念，而这些东西随着思想、欲望和环境的迅速发展会因人而异。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仅需要为每个公民制定一部特殊的法典，而且需要为每次犯罪制定一条新的法律，有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意图却对社会造成了最坏的恶果，或者最坏的意图却给社会带来了最大的好处。显然，根据犯罪时怀有的意图衡量犯罪不能保障法治秩序应有的客观性和统一性。 神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行为内在的善或恶来确定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公法学家的任务是确定政治上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关系，即行为对社会的利弊关系。 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 苏东、中国传统刑法学的解读 从犯罪与刑罚的阶级性立场出发，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把社会危害性笼统地解读为对统治阶级既定的统治关系或者确认的统治秩序的损害，以至于社会危害性标准在犯罪的认定中往往演变成了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的飘忽不定的甚至纯粹根据统治者个人好恶而定的政治评价标准，不仅刑事司法过程中入罪或者出罪处理，而且刑事立法过程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选择，均在相当程度受制于立法者或者司法者甚至凌驾于立法者与司法者之上的个别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 （二）“权利侵害说” 权利侵害说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盛行的以启蒙时期的人权思想为背景而由费尔巴哈所主倡的关于犯罪本质的刑法理论。 费尔巴哈的解读： 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全体市民可以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害。国家必须对侵害权利的现象采取预防性措施，其最好的手段就是针对侵害权利的行为事先用法律宣告刑罚。 费尔巴哈将犯罪界定为违反刑法法规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其中包括直接侵害国家权利的犯罪和直接侵害市民权利的犯罪。 对权利侵害说的评价 费尔巴哈将犯罪理解为对权利的侵害，意味着从实质上限定中世纪以来所扩展的含混的犯罪概念。提倡权利侵害说与强调罪刑法定主义相并列，其意义在于，针对国家权力的恣意与刑法的不安定性，保护市民个人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是启蒙后期自然法思想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表现。 (三)“法益侵害说” 法益侵害说(Rechtsgutsverletzung)肇始于费尔巴哈所主倡的“权利侵害说”。 “权利侵害说” 不能完全说明实定法所规定的对宗教的犯罪、破坏伦理秩序的犯罪等。 经过毕尔巴模、宾丁、李斯特、魏尔泽尔等人的推动，“权利侵害说”逐渐被改造成为“法益侵害说”，成为德国刑法学的主流学说。 法益侵害说的基本立场： 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法益可以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 国家法益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国家利益，社会法益是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法益。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可以统括为超个人法益。个人法益是刑法规范保护的个人利益。 凡是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这些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的不法且有责的行为，即为犯罪。 （四）“义务违反说” 沙夫施泰因认为犯罪的本质与其说是侵害法益，不如说是违反义务，即违反对社会共同体所负有的人伦义务。 韦尔泽尔从目的行为论立场出发，进一步提倡所谓人的不法概念，认为对作为犯罪要素的不法这种观念，不仅要考虑作为结果无价值的法益侵害，而且必须考虑与行为人相关的人的不法的行为的无价值。 行为无价值论是对义务违反说的展开。  大塚仁教授： 今日的刑罚法规，都是以我们个人的观点来看属于生活利益或者属于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中的利益为保护对象，可以认为犯罪是以法益侵害为其核心来构成的。……但是，刑罚法规中不少并非仅仅根据对法益的侵害性结果定立着犯罪，而是同时也重视着对法益的侵害、威胁的形式这一方面。例如，窃盗罪、诈欺罪、横领罪等，在以侵害个人的财产性法益为内容这一点上，虽然具有共同的性质，但是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