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研究报告论文.docVIP

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 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正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面对危机之后的经济秩序恢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进入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货币政策方面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整危机期间宽松的政策措施,使其逐渐恢复到“常态”。这种调整和恢复是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见底、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政策支持的背景下进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而言,如何妥善处理好这种发展与调整的矛盾,则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获得其未来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一、货币政策调整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1.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复苏的关系。从2009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相关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逐渐走出低谷,2009年全年实现经济增长8.7%,年底CPI首次转为正值,12月份出口也增长了17.7%,为此前14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就此,中国经济实现了从金融危机中的初步复苏。然而,在经济回升的同时,2009年全年的通胀率也达到3.2%,全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人民币,对经济的后续增长形成了一定的物价压力和流动性压力。从政策效果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的只是危机阶段的短期恢复,在短期恢复之后,又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质量构成了威胁,影响到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样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的真正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成为导致经济再次出现波动的根源。因此,在危机后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应当以经济的长期增长为目标去设定和衡量相关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适当调减那些于短期复苏有益而于长期增长无助的货币政策。 　　2.经济增长助力与动力的关系。特定时期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只是针对于该时期的特殊经济情况所制定的,这符合中国当前在货币政策规则方面所采用的“相机抉择”原则,这种货币政策规则的最大好处是比较灵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波动问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强的助力。从2003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频繁运用以及所收到的效果也可以基本证明这一点,货币政策已经逐渐成为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然而,也正是随着货币政策手段在宏观调控中运用的频繁程度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货币政策助推力的依赖性,每当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问题,经济调控的焦点总会集中投向货币政策,把货币政策这种经济运行的外在调节因素当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经济主体运行质量的提升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调整就是要注重政策手段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增强和改善作用,即经济主体运行质量的提升以及经济结构合理程度的改善,而非经济运行的表面指标。 3.供给性增长与需求性增长的关系。真正的经济增长是以需求的增长为主要标志的,单纯靠增加供给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产出,但这种产出的增加如果没有相应的需求相配合,将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失衡,最终产生更大的经济波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从供给角度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运用越频繁,宏观经济调节体现在供给一端的效果就越显著,这就会造成对需求调节效果的掩盖和忽视。从我国多年来强调以增加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来看,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改变对于供给的依赖性,所实现的增长只是供给意义上的增长而非需求意义上的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1.经济回调的风险。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的目标,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曾一度下滑,经过货币政策等经济刺激政策的调节,从200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稳步提升,但是这种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它是建立在高投资、高信贷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调整,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就有出现回调的可能,这对于刚刚从危机中复苏的中国经济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那种高投资、高信贷的政策局面必然不会再出现,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也必然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短期内存在经济回调的风险。 　　2.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2009年中国住房市场销售均价比2007年最高时还高14%。房地产市场如果发生大的波动,会对全局性的金融稳定带来很大的干扰,造成大的风险。我国股市在2009年上涨了72%,这在全球主要股市发展中也是排名前几位的。现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不但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如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这种资产价格的高涨是基于危机时期特殊的货币政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