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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金耀基：辛亥革命诞生的共和是个早产儿 2012年11月22日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核心提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北汉口，革命军炮兵变换炮位。 图片来源：时代周报）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50期，作者：李怀宇，原题为《专访著名学者金耀基：中华文明 转型现代》 宪政 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与法治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思想家萨托利将宪政要素概括为：1.有一部叫做宪法的高级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审查；3.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组成的独立的司法机关；4.存在基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5.存在有约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进行有效控制机制。而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则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 概而言之，以宪法治国，用法律限制执政者的权力，保证政治民主，确保人权，这是宪政实质。 宪政在中国是件难事。遥想当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未出京城就遭遇炸弹。据五大臣之一戴鸿慈的日记记载，事发次日他和端方、徐世昌为炸弹事件面见慈禧时，慈禧“慷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他认为在十九世纪末，清王朝在西方势力侵凌下，屡败屡战，不止有亡国，且有亡天下之危。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为求中国之富强，为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历史长远的视角来看，不能不说是承接洋务、维新、辛亥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步步启开。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型文明走向中国现代型文明的一个“现代转向”。 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律是洋务运动（从农业到工业）、维新运动（从经学到科学）、辛亥革命（从帝制到共和）。政治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启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走上了共和的不归之路。清代末叶，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都是在变局当中。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国的政治行政，都出现了数千年没有的面貌。他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作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秩序中的种种变化。传统的文明秩序，诚如陈寅恪所说的是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这个文明的规范秩序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步一步地被解体了，而一个新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工作是从清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展开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从传统中蜕化演变，从十九世纪到现在，还在转型之中，是跨越三个世纪的文明转型的“漫长革命”。 2012年11月22日 17:46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分享到： 更多 3人参与0条主评论 3条评论0条总评论 走向共和的不归路 时代周报：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怎么评估辛亥革命对此后中国的影响？ 金耀基：这一百年，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长途中，有几个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性的年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其一。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的体制上，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帝制，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秩序的远景。这个政治秩序就是共和民主，也就是人民共和。中国的共和政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现代转向”。这个转向是以武昌起义为表征的。这个历史性变化跟过去二千年来的政治变化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种朝代性的转换，是国家体制的转换，是传统的君主帝制转向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体制。一百年前发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此走向共和的不归之路，但是共和之路非常崎岖坎坷，不时出现共和倒退甚至反共和的情形，如帝制的复辟、军阀的割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民主科学的旗号，其中民主的旗号是肯定并回应辛亥革命所象征的共和的正当性。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英文为“RepublicofChina”,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直接带来的共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为“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体，都是以民主为共和的本质。 辛亥革命诞生的共和是一个早产的婴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自美国返回，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那个时候革命党力量根本不够，全国处于半分裂的状况，真正有力量的是袁世凯。所以，只能通过袁世凯去说服，或是强迫，让清朝皇帝宣布退位，避免法国大革命出现的大流血。袁世凯成功使溥仪逊位，孙中山就把临时大总统辞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袁世凯于1915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纪元为“洪宪元年”。但是不足一年，袁世凯死了。不过一年许，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溥仪再登皇位，改元“宣统九年”。真令人有不知今日为何日之感。 时代周报：这是为什么呢？ 金耀基：辛亥后几年有这么大的反复，显示那时候对于民主、共和这些观念，一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