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独到贡献.docVIP

重新认识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独到贡献 　　斯皮瓦克非常反感自己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庶民研究”被纳入“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体系中去。尽管斯皮瓦克一再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学界，她最着名的两篇论文《庶民可以说话吗?》与《臣属者的文学表现———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文本》却几乎无一遗漏地被编入各类“女性主义读本”或“后殖民批评读本”。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中国学界也一直以“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这样简化的标签来认识斯皮瓦克及其思想。那么，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 　　独特性在哪里? 本文将把斯皮瓦克有关庶民问题的讨论放置到庶民学派的学术思想架构中来讨论，重新认识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独到贡献。 　　一、“庶民”与“庶民意识” 　　庶民学派有感于印度社会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用了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所采用的术语“庶民”( Subaltern) 来描述处于社会边缘的各类群体。但是在研究实践中，一方面，他们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一再重复自己所反对的学术研究范式，总是摆脱不了经济决定论; 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范畴使用混乱，往往交替使用“被殖民者”、“妇女”、”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层”等术语，实际上架空了“庶民”这个批评范畴的所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斯皮瓦克加入该学派。斯皮瓦克的加入带入了文化研究的纬度，将该学派带出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泥潭。同时，斯皮瓦克也利用自己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将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带入了西方，第一次实现了第三世界学术的全球能见度，所以说“庶民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传播与斯皮瓦克密不可分。 　　斯皮瓦克从本土社会权力图景出发，对庶民学派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庶民”作了重新界定，赋予了这个术语高度的流动性与情景化，从而将处于各种权力关系轴线末端的群体都纳入其中，使得建构容纳多元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知识生产范式成为可能。斯皮瓦克在一次媒体专访中对这个批评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她说:我喜欢“庶民”这个词，因为它是高度情景化的。“庶民”这个词最初指军队里面的底层军官。葛兰西采用这个词对付检查制度: 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元论，把底层与社会边缘群体称作庶民。这个词语高度情景化的特点，可以避免僵化的阶级分析对于底层多元经验的遮蔽。 　　“庶民”与后殖民批评所使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男性/女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批评范畴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倒并不是说斯皮瓦克追求学术时髦，而是说这些已有的二元对立范畴确实与印度社会历史与现实显得疏离，无法有效描述印度( 后) 殖民社会多元的权力关系以及边缘群体的复杂构成。在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这样几组二元对立权力关系结构中，前者处于霸权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在印度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中，这样的二元结构并不存在，在某一权力关系轴线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放到另外一个权力关系轴线当中去，也许就处于支配地位，反之亦然。这是历经殖民的印度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结构的独特性。 　　在这个社会中，现代与前现代权力关系结构并存，比如印度的封建王公，他们是被殖民者，可是在庞大的印度社会内部，他们又是对底层进行“内部殖民”的压迫者; 再比如印度的资产阶级好像处于支配地位，但其中可能有些人是通过自己奋斗发迹的低种姓人士，他们在诸多场合也遭受着形形色色的歧视隔离，甚至敌视。斯皮瓦克把这种状况称为“没有支配的霸权”( He-gemony Without Dominance)。因此，斯皮瓦克建议用葛兰西的“庶民”这个术语以涵盖不同的主体位置。这样的状况并不是说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权力关系之中，而是说这样的权力关系在西方并不具有普遍性。 　　有不少批评家将斯皮瓦克的这种分析方式称为“文化决定论”。实际上这完全曲解了斯皮瓦克的本意。斯皮瓦克并不排斥庶民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经济因素，而是说单一阶级纬度的分析可能会遮蔽基于种姓、种族、性别等其他层面的压迫。那么在界定“庶民”这个批评范畴的语境时，应该如何处理其中的经济因素呢? 斯皮瓦克建议将“经济”置于删节号之下: 保持“经济”的能见度同时消解了其决定性地位。斯皮瓦克修正了庶民学派所使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与理论架构，使它走出了狭隘的阶级分析范畴。斯皮瓦克实际上也克服了后殖民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僵化的种族或者性别纬度，从而能够根据研究对象与具体情境来赋予庶民临时的所指意义，以描述不同底层群体比如妇女运动、农民起义、部落民以及不可接触者的反抗斗争经验。 　　庶民学派的创始人古哈在《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一书中以“庶民意识”作为另外一个重要范畴来分析印度各个边缘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