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从一首宋词的英译看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悖论【语言文化论文】.docVIP

语言文化论文-从一首宋词的英译看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悖论 摘要：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一首宋词《鹊桥仙》的不同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中国诗词翻译中存在的“信”与“美”的悖论，认为评判译文是否成功应以接受对象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取向为前提。 　　关键词：接受理论；文学翻译；“信”与“美” 　　 　　一、引言 　　 　　中国古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独具魅力的格律形式和瑰丽华美的文采风流亦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奇株异葩。人们或为其“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空灵雅致的风韵而吟咏回味，或因其“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旷达雄浑的气象而击节赞叹，这些千古吟诵的诗词凝聚着中国文字的独特意象，沉淀着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神秘气韵。故而许多人感叹，译中国古诗词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确，古诗词翻译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比其它翻译更大的挑战：语言形式即格律的忠实再现，和文化神韵的美感传递。中国古诗词的“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平仄相辅、韵律整齐的语言形式构成了特有的外在美，而用字精炼，讲究用典，又使其蕴涵着幽深绮丽的内在美。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子、词形、声音和表达方式上的截然不同，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译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中国古诗词翻译的悖论——“信”和“美”的痛苦抉择中。信，指忠实于诗词的语言形式，试图在翻译中用英语诗歌中的韵律来对应中国古诗词的格律，“如用扬抑格来表示平仄，用重读音节与中国的古诗词中的字数相对，用强调韵的密度来对应中国古诗词中的韵等等”。（王守义：《论中国古诗词英译》）“美”，则是指在译文中传递诗词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美感和神韵，使译语读者得以领略和欣赏。一直以来，译学界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见仁见智，但也无非是在“信”与“美”这两个命题之间徘徊：是宁信而不美？抑或为求“神似”，而放弃形式？还是在信与美之间寻找一个同心圆？笔者认为，中国古诗词的英译要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悖论，必须首先明确翻译古诗词的意义和目的是为了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既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阅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译者由于先在认知，审美情趣和期待视野的各自差异，对同一文本的翻译必然不尽相同。因而，对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不妨抛弃“信”和“美”这些无谓的争论，因为这些抽象的概念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要在译语读者可接受的限度内，译出受本国文化限制的古诗词的意象，神韵和美感，那么这个译文便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一首宋词的不同英译为例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 　　 　　翻译由于对象、手段、要求等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文学翻译则是其中最无定性、最变幻莫测、最难把握的一种。因为它面对的是变异无穷的文学文本。它的手段与形式属于语言范畴，但追求的是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西方文论中接受美学理论把文学文本从决定性和自足性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而将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则构成了对原来的文学翻译标准的反驳。以西德康斯坦茨学派为中心的文学接受理论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一个现成的完整地存在于文本之中有待于批评家去寻找的东西，而是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文本未阅读时，包含着许多“意义空白”和“未定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并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从而发掘文本的意义。因而读者对作品的意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品的意义因读者不同“具体化”而有所不同，不可能对某一文本的理解确定最后的限界。因而，文学的接受可分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垂直是指从历史延续的纵向角度考察读者接受作品的情况；水平是指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横向接受作品的情况。但突出读者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在接受过程中丝毫不受作品的制约，他们提出“呼唤结构”，即作品中的空白呼吁读者去完成作品的未尽之意，它一方面是读者的再创造，一方面规定了读者的理解不能逾越作品本身包含的潜在含义。接受理论否定了文本的封闭性，文本不是给读者唯一不变的意义，而是为读者提供多种意义的可能性，它不再是限制理解，而是语言解放，是观念上的革命。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流活动，译者身兼两职，既是读者又是信息传递者，而且，首先是一个读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进行的是一种文学阅读，并且是一种比一般阅读更积极的、更加具有参与冲动的、主体意识更加活跃的特殊阅读，即批评性阅读。译者的译本则是他阅读后经过语言转换固化了的文学阅读，是读者接受的凝固形式。 　　如果从接受理论的视角来看文学翻译的话，译者作为读者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开放而未定的文本，文本意义的具体化与译者自身的审美体验或期待视野密切相关，每个读者都会把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带入阅读过程，用不同的方式去填补文本的“空白点”。因此，对同一文本各自所获得的美学价值也就不同。译者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不能停留在审美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