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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智慧 　　他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他就是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费孝通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绿国、马林诺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行行重行行,三访开弦弓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大学从医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他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虽然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事实上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拆“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真正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 　　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的价值。《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弊,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19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在对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进行了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费孝通敏锐地发现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片面地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上,破坏了传统的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而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甚至在60岁高龄还下大田学种棉花。这段光怪陆离的生活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300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他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小城镇和边区两个思路,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先后提出了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开发区以及珠三角开发区等等构想。 　　 　　“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 　　 　　费孝通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常对基层干部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他及时总结当地干部群众的发展经验,特别注重的是找到切实可行的富民路子,从来就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针对中国农村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好操作”,而最重要的就是“好操作”。他去吴江28次,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