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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与时俱进是政党生存的基础 　　当代政治是政党政治。 　　 政党作为代议制运作的客观需要出现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１８００年美国的杰斐逊以共和党侯选人的身份当选为美国第三届总统，也算是人类政治史上政党政治的开端。尽管１７世纪英国的议会中已经出现了政党政治的雏形，围绕着詹姆斯的王位继承问题，议会内出现了保王派和国王反对派，后演化成托利党和辉格党。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讲，托利党和辉格党只是议会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群众性政党的出现却是伴随普选权的扩大因组织选举的需要而出现的。但政党产生之初因其明显的党派偏私的特点被近代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们所忌讳、厌恶甚至压制，而被排斥在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宪政结构的框架之外。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以“最郑重的态度”警告国民注意“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 　　 尽管，政党和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惯例被各国的政治实践所接受，但政党的法律地位却只是作为公民结社权的个人自由权的体现和扩展。直到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才从法律上确认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基本工具的职能，联邦德国出现了第一部《政党法》，西方各国纷纷在宪法性文件中承认政党在宪政体制中的法律地位。二战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某种标志，成为衡量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指标。是否存在竞争性政党政治成了西方国家衡量民主化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尺。虽然，以西方为标准的发展观和现代化理论遭到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理论和政治上的批评，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党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工具上升为民主制度本身，或是抽象为社会发展必由之路中的必然，是对政党和政党功能的一种政治神化。一个具体的政党的生存和消亡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崩溃，只是表明这个社会的政治系统一度出现了问题，甚至是危机。如同一个人的死亡不能代表人类的灭亡。反之，一个人要健康长存必须了解健康的原理，适应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政党亦如此。只有适应社会大系统，能圆满完成自己功能的政党才能在政治体系中立足、生存和发展。所以，理解了政党在代议民主制中的工具身份和代表角色，才能理解与时俱进作为政党生存基础的重要性。 　　 换言之，政党作为一种代议工具，它架起了了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桥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是集合民意、表达民意的工具。也正因它是民意集合和民意表达的工具，伴随所代表民意的变化，作为民意集合的政纲应随着民意的变迁而变迁，而不能固守有所谓的执政传统，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抛出政治舞台成为历史陈列室的教材。 　　 综观当今各国，传统大党都面临着各种挑战，新生党派影响日增，从垄断政坛多年的传统大党的分裂或下野，到欧洲极右翼政党进入联合政府，各国频频上演因政党格局的变化而引发的政治地震，而全球范围内这种政治地震此消彼长，余波绵绵，延续至今。面临挑战，适时作出调整的政党保持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反之，不得不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１９９３年８月日本政坛出现自二战后３８年第一次出现联合政府，结束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历史。１９９４年意大利的第一大党天民党失去传统优势，沦为小党。二战后到１９９４年，意大利天民党始终保持其在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曾组织过１５届一党政府。虽然多数情况下都是天民党为首联合社会党、社民党、共和党、自由党联合的所谓“中左五党政府”的形式。９０年代初意大利开始的反对贪污腐败的“净手运动”冲垮了天民党、社会党等传统大党，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无独有偶，就算传统政党格局未被打破的英美国家里，传统大党也遭遇到前所未所的挑战。１９９２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以独立侯选人的身份获得了１８．９％的普选票，取得了自１９１２年以来，美国两大党以外的总统候选人所取得了最好成绩。尽管，障于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作为第三党的侯选人几乎不可能夺得总统宝座，亦很难瓜分议席。当年入主白宫的克林顿也只获得了４３％的普选票。美国选民对佩罗的支持映像出选民对传统两大党的不满和传统两党所面临的挑战。当然，１９９２年参加竞选的克林顿早已意识到传统政党面临的挑战，打出“新”字招牌，以示与传统旧党的区别，从而作出回应。 　　 克林顿是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的，“寻找一种介于自由放任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克林顿语）。大西洋彼岸英国布莱尔打着“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帜，以“改革的化身”入主唐宁街十号。当然，这篇文章我不想讨论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及其实际政策效果，也不讨论“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我们虽不能简单地论断，第三条道路是对选民意愿的直接体现，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以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法国社会党的若斯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左翼民主党（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达莱马等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