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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农村金融 　　在近代中国乡村借贷体系中，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典当借贷以及钱会借贷等传统借贷形态一直占居统治地位。其中，除了钱会借贷为互助借贷以外，其他三类借贷主要属于高利贷，而私人、店铺借贷又是传统高利贷的核心。 　　 　　高利贷 　　 　　新中国成立之前，高利贷在农民借贷中一直扮演着霸主角色。如何评价高利贷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往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学术著作，都将高利贷描画为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农民脂膏的恶魔。我认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Baruch Spinoza)的话极富启示意义：“既不要爱你的敌人，也不要恨你的敌人，而是要了解他们。” 　　农民对高利贷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从农民借贷来源而言，据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1934年，私人、商店、典当、钱庄等传统高利贷占农民借贷的92.5%，到1947年，在现代农村金融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60%，至于其他地区，高利贷的比例肯定高得多。从借贷利率而言，仍以1934、1947年的统计为例，高利贷利率都在90%左右。总之，当时的调查统计基本上能够代表高利贷的情况。 　　对当时的资料进行统计可以发现，高利贷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上，其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农家收入太低，入不敷出，生活无着，只好求助借贷。1933年江苏实业志调查组就说：“农民每年之收入甚微，多数仅足供其简陋之生活，而无储蓄之可能。不幸一有意外发生，即不免陷于负债。”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结婚借债而致一世在利息中翻筋斗，甚至累及几代的，所在皆是，为了死掉尊亲借债而受榨取，或是失掉耕地的，更是普遍。”费孝通说：“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他还说：“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高利贷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这一看法可谓惊世骇俗，发人深省。 　　我认为，不能小视高利贷用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根绝高利贷，恐怕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才能解决，即建立和健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农民提供低利资金。问题是在现代农村金融尚处于落后的条件下，对高利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应当允许传统高利贷的存在，因为没有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很难运转。如果取消高利贷，其结果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痛苦。 　　 　　钱会 　　 　　在传统乡村借贷体系中，除了私人借贷、商店借贷和典当借贷以外，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借贷形式，这就是钱会。钱会不仅是一种借贷形式，也是一种民间社会组织。与私人借贷、店铺借贷不同的是，这种借贷组织鲜有高利贷性质。还要指出的是，这一组织是中国乡村经济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以亲友邻里关系为纽带的互助合作组织就广为存在，而且种类繁多。1931年江苏铜山县的调查就显示，传统的类似合作的集会有摇会、青苗会、联庄会、防匪会、香火会、老人会、皮袍会、面会等8种。 　　20世纪20～40年代，一些论著称这种互助借贷组织为“合会”。实际上，合会是涵义更为广泛的合作金融组织，凡是民间合作金融组织，都可称之为合会。合会包括集资、保险、慈善、借贷等类，互助借贷组织是其中的一个类别。 　　借贷类合会，指一位急需用钱者(即会首)主动邀集若干人组成一会，首期由各会员交钱若干，归会首使用，以后每期由会首、会员分别交纳金额若干，由一未得会者使用，直至所有会员均已得会，该会就宣告结束。一般说来，先得会者逐期付出之额较后得会者付出之额为多，前者付出之额含有还本加利之意，后者收得之额含有本利并收之意，前者为整借零还，后者为零储整收。所以，费孝通先生称这种组织为“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这种互助借贷性质的合会，就是前面所谓的“钱会”。在各类合会中，这种类型的组织结构最为完备，运作形态最为发达，数量也最多，与农民经济联系也最为密切。 　　关于钱会数量，较难研究，主要是有关统计非常之少。直至1934年初，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农村金融调查表中特设合会一项详为调查。”该机构所统计的合会，实际上主要是指借贷性质的钱会。据此，全国一共有871个县报告有钱会组织，钱会报告次数是1922次。就全国不同地区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钱会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钱会的运作，一般包括邀会、成立、转会、得会和满会五个步骤，这一过程显示了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韩德章说：“几乎每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