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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奇迹中的制度与政策作用分析 　　[摘 要]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显著，对于造成国富国穷的原因增长经济研究提出了“政策说”和“制度说”两种假说。前者认为制度调整并非经济增长的前提，穷国可以通过政策改革刺激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实现增长，而后者认为二战后发展实践表明只有进行制度变革才能获得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制度质量高低对长期增长绩效有决定性影响。文章分析了中国增长奇迹中的制度和政策作用，认为中国宏观政策至关重要，而在产权保护、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改进也是长期保持高增长必不可少的，中国案例对两种假说都不构成反例。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治理；增长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14-03 　　经济增长决定了一国长期的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态，以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E?卢卡斯说，“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Lucas，1988）。学者们利用Solow（1956）开创的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对“一国为什么增长”以及“国富国穷”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和建议，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本文考察了已有文献关于增长的“政策说”和“制度说”，用来分析中国增长奇迹中制度和政策的作用。 　　一、政策是否有增长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对一国增长率的高低有影响吗？增长模型认为不论是要素积累还是技术进步都受到该国税率水平、宏观稳定、金融发展、汇率和外贸的影响，这些政策变量是否有利于增长对于国家贫富有直接影响，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要理论基础，即著名的“华盛顿共识（Wahsington Census）”。根据第一代“华盛顿共识”，实施财政纪律、控制通胀、金融发展、对外开放利用全球化等都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政策作用的增长作用评价，笔者从两方面寻找证据，一方面利用学者们丰富的跨国增长实证研究看第一代“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那些政策主张效果如何；另一方面考察世界银行的“调整贷款”实践是否真正带来了增长。 　　1. 跨国增长回归的证据 　　早期的研究通常认为好的宏观政策会带来高增长，如Easterly and Rebelo（1993a，1993b）考察了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Levine, Loayza and Beck（2000）确认了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会影响一国发展快慢，Frankel and Romer（1999）使用地理因素作为贸易开放的工具变量，发现贸易对收入有很强的正因果效应。 Easterly（2005）[1]在讨论已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数据集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政策因素增长效应的考察，考察的政策变量包括通货膨胀、财政收支、汇率实际高估、黑市汇率升水、金融深化、贸易开放。初步回归结果显示如果所有六个政策变量同时提高一个标准差水平，会使得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3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却看到一旦排除那些“极端”样本国家，所有六个政策变量在回归中会立刻变得不显著。因此回归结果提示人们，“那些在这些政策值上没有极端情形的国家，没有很强的理由去期待温和的政策改变能带来增长效应”。比如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并没有非常高的话（Easterly定义为不超过35%），政府的反通胀措施对该国的增长率可能效果有限。他认为现有实证研究让我们知道，“好政策带来高增长”的认识无法在数据中得到支持，当然非常糟糕的政策环境会使一国毫无增长机会。 　　2. 调整带来增长 　　“伴随增长的调整（adjustment with growth）”曾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解决发展问题的口号，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尝试通过发放调整贷款（adjustment loans）来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改革，伊斯特利（2005）[2]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第六章对这种贷款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一些案例如加纳、泰国、秘鲁成功了，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有些情形下如赞比亚接受了贷款但政策调整没有发生，而另一些情形下如阿根廷缺乏深层次的改革尽管短期压低通货膨胀但长期积累了巨额债务，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最终失败。简单依靠国际组织激励和干预来促使一国采取好的政策似乎是无效的。这就启示我们追问政策背后的决定力量，看到的好政策与糟糕政策究竟来自哪里。 　　二、制度是重要的 　　Acemoglu et al（2003）考察了一国的制度质量与宏观政策的关系，他们发现制度质量低下的国家通常更可能实施高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等扭曲性政策，这些糟糕宏观政策是该国制度质量不佳的表现，其增长缓慢与其说是由宏观政策带来的，不如说更应归因于制度这一根本性因素。 　　什么是制度？North（1990）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