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虚与实”.docVIP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与实” 　　 [关键词]双顺差；升值；实际竞争力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产生是一个经济过程。从国际社会，而非本国的角度来看，本国贸易顺差的长期积累意味着他国贸易逆差的积累，他国将面临更紧的国际收支流动性约束，如果由经常账户造成的流动性紧约束能够被金融和资本账户的盈余所抵消，则该国能够在名义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金融项目形成的收支盈余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脆弱性，国际金融资本很可能因国际社会上的风吹草动而发生逆向流动，所以，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规模金融项目顺差与大规模经常项目逆差的组合并非高枕无忧，理想的状态是两个项目呈现互补性大进大出，且各自基本保持平衡。换言之，顺差国动用外汇储备强化逆差国资本市场信心的做法有利于减缓，甚至避免潜在的国际收支流动性危机，从而起到短期内顺差国汇率升值所达不到的效果。 　　 本国贸易顺差引发贸易伙伴国“汇率低估”指责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国际收支流动性约束的考虑，而且与贸易伙伴国的相对产业结构有关系。如果本国的出口品在既定汇率下具有太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威胁到贸易伙伴国国内产业的发展，那么要求汇率升值的呼声就会最先从贸易伙伴国的相关产业部门或其政治代言人那里发出。但要求汇率升值的呼声并不会发生严重的“一边倒”，因为该国相关消费者集团和对外投资者集团（尤其是该国流出的出口导向型FDI）将可能在汇率升值中受损。所以，从贸易逆差国本身来看，要求顺差国汇率升值的压力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全局性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引发日元的大幅升值，这是以美日两国产业结构的不断收敛为基础的。而21世纪的今天，中国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是以中美两国巨大的产业结构差异为基础的，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的基础可能是脆弱的。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截止到2007年3月份，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2020-31亿美元。不断积累的“双顺差”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浪费还不是主要体现在本国资本的无效利用与某些行业外国直接投资的高成本引进（相对于国际借贷），??在于依靠本国廉价资源积累的贸易顺差和分享中国股权（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的FDI流入形成的外汇储备被闲置或以低息重新借给了贸易逆差国的美国。[1]因此，从“双顺差”国的角度看，问题的最关键点不在于汇率，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前阶段的关键点不在于汇率，而在于改进国内金融系统资源的效率，以降低FDI的低效、过量?①流入，在于通过逐步放宽私人持汇比例，放宽国内资本的境外投资限制，以培养国内资本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升值可能会对国内贸易部门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倒逼作用，同时会引导资源在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均衡配置。但是，正确的逻辑并不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政策，因为政策是对各种正确逻辑的轻重权衡。国内贸易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国际化的）企业竞争，而非汇率升值。资源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均衡配置理论上虽然会受汇率的影响，但影响两部门资源配置偏向的主要因素可能不是汇率，而是行政性垄断造成的进入壁垒（尤其像金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况且在国内储蓄富余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本身并没有达到可能性边界，放松对相关非贸易品部门的行政性管制就会推动资源配置向可能性边界的移动，这一过程不需要汇率升值来实现。当然，以上论证的前提不能被忽视：现有条件下或当前阶段，随着国内不合理管制的减少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这一价格手段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首要作用将重新体现出来。 　　 　　一、汇率升值压力的“虚与实” 　　 　　(一)汇率升值压力之实 　　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型的对外招商引资，使得中国经济以很快的速度融入到全球化分工之中，分享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最终体现为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地域范围内可贸易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引发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实际压力。 　　可贸易性是价格竞争力形成和发现的根本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对外开放大大增加了中国商品的可贸易性，使中国从一个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走向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开启了竞争，竞争发现了（比较）优势，优势引导了专业化分工，分工形成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技术进步，从而大大提高了一国之内乃至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最终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中国加入WTO再一次降低了贸易管制和贸易壁垒，增加了中国商品的可贸易性，从而为建立在劳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趋于强化。 　　同时，外资的导入直接提高了中国地域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但外资企业究竟对在国内扭曲性政策下成长的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产生了何种效应，是技术溢出还是竞争替代，恐怕很难以总量数据来说明。但是就中国区域内的整体竞争力而言，只要外资导入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