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制度现代启示.docVIP

古代政治制度的现代启示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有三个重点和难点。首先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如何分配与制衡,其次是谁来监督约束老板,最后是如何通过制度管理好下属。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设计企业的治理结构呢？当我们忙于向洋人取经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国家古老的政治智慧。也许有人会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是西方人的发明,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我们回顾历史,便会发现类似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我国汉唐盛世宰相、御史制度有效解决了国家治理结构设计中的三权分立问题,并一向被中外宪法学家推崇为制度设计的楷模。其他古代政治的谏诤制度、监察制度也同样充满智慧。相比之下,现代企业治理在西方的诞生比之要晚一千多年。从历史的演义中我们不妨做出如下猜想:现代企业治理思想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而西方政治制度则借鉴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智慧。 　　 　　汉唐政治治理 　　 　　汉朝文景之时的宰相、御史制度,一向是中外宪法学家所推崇的楷模。汉唐盛世的“宰相制”也是老子有为、无为、无不为三段论在组织结构上的具体表现。 　　在这个制度里,君主被虚位化,就是无为。君主无为就是不直接负行政上的责任,所以他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此,他一面代表象征国家的庄严伟大;一面人民永远无法抓到他犯错,也永远大于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宰相“佐天子”,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他负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实际责任,就是有为,就难免会犯错。宰相（当时宰相是诸侯的首领,有诸侯推举的意义,他代表诸侯们的势力,并不是皇室的家奴）犯错,可以立刻撤换（经过一定的程序,最后有君主正式任命）,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这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如何保证宰相尽责尽力,不做错误的事呢？于是就有一个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也有诸侯势力作后盾）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门弹劾,专挑毛病（御史们有权说话不必要有证据,所谓风闻奏事）,所以称为监察御史。 　　怎样保证御史大夫不跟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当然要挑选好人去当宰相和御史大夫;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大夫是宰相天然的候补人。同时,假如宰相的报酬是两千担,那么御史大夫只有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弹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做好事。政府就一定是个清廉有能的政府。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君主里是“合”。总之,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没有实际行政职责）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历史简称“无为而治”。汉唐的宰相-御史制度精神的现代意义,内容相当繁复,应该有专书讨论。有了这样的好制度,又有好人去好好维护它,所以中国就有了汉唐盛世,中外古今永远引以为荣的。 　　 　　最危险的是老板 　　 　　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特别是老板的权力普遍缺少自我约束机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危险的是老板,大家都恭维老板,老板决策往往会一意孤行,一不小心,就会带来企业的灭顶之灾。一个企业家或者经理人的成功,往往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很多企业家并不缺乏战略眼光,也并不是没有好的理念,总是因为权力受不到制约,随心所欲使用权力,结果自己把自己折腾死了。由于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多数国内企业家依然大权独揽,没有真正赋予团队权力。这如同一把双刃剑,企业家对于所谓权力的喜爱,也导致了权力更为深不可测,就如同吃了罂粟一样,很容易上瘾。 　　古代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尚且知道要自我约束,并专门找人来批评自己,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人敢于批评老板,老板说什么,员工都唯唯诺诺,没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企业也就非常危险了。在企业的治理结构设计中,如何制约老板的权力,使老板的活动纳入有所限制的范围内?当我们纷纷忙于学习西方企业那一套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时,中国古老的谏官制度,难道不也是一种很值得借鉴的制度模式吗？ 　　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采集民歌、民谣以观民风的“采风制度”。除了采风以观民意,封建王朝还发展了鼓励臣子直谏无讳的“谏诤制度”。谏诤又称谏议、直谏、规谏。后来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历史上不少君主重视求谏,上古尧设诽谤之木,舜悬招谏之鼓;封建时代设立谏诤机构,付薪水养了一批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之类的官员专挑皇帝的毛病,都是对批评稀缺的补救措施。 　　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 “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