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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方公平理论的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探析 　　摘要：如何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尤其是如何构建我国的制度公平，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顺利建成，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普遍面，临着比正规就业者更大的就业风险和更多的生存困境。正是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出发，本文以西方公平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国的现状，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者　非正规就业制度　公平理论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非正规就业得到迅速发展，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尤其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非正规就业领域而言，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制度公平，即这部分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就业者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护。我国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来说，普遍面临着比正规就业者更大的就业风险和更多的生存困境，本应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然而现行的制度没有给予非正规就业者更多的保护，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无疑会使这些本来就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非正规就业者变得更弱。正是从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现状出发，本文的目的在于以西方公平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国的现状，形成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制度公平的政策建议。 　　 　　二、西方公平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西方公平理论在西方的社会公平理论中，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最具代表性。尽管这些公平理论对于公平的强调各有侧重，甚至彼此存在一定的方面互相冲突，然而通过对这四种公平理论的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观点能帮助我国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对于构建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公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经济福利即总效用作为公平的标准，即以经验主义和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以功利幸福为核心内涵，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原则和最高理想。主要包括：以行为结果作为公平的评价标准，即认为评价一种行为，要视其结果而定，如果行为结果能增加当事人的幸福或快乐，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就应该予以肯定；以功利原则作为正义的道德准则，即凡是能增进当事者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就称为善，在政治上就称为公正，在法律上就称为权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最高理想道德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把此作为最高的善。功利主义公平观的理论实质是追求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2)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认为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正义，并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即“自由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即“机会平等原则”；二是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即“差别原则”。与此同时，提出处理正义原则之间关系的先后顺序：第一个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公平观的实质是强调“自由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认为每个人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应当有同样的权利，同时对境况最差的人群赋予优先地位。(3)诺齐克的权利正义理论。诺齐克强调正义的权利基础，指出“如果世界完全公正，则有权拥有并按照自己意志支配和使用任何东西的人，只能是那些曾经以某种正当行为而正当地获取其所有的人，或者是通过正当的转让而从别人那里获取其所有的人”。他把权利的行使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公平的标准，提出了应得权理论，在不考虑个人的效用的水平和差别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获得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自由选举权。诺齐克公平观的实质是从程序或形式的角度评价分配公平而不是从结果的角度。(4)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阿马蒂亚?森把功能和能力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认为以效用和基本商品的满足来判断福利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的主观愿望与需求具有历史适应性，越是贫穷的人越容易满足。在分析社会公平时，应主要考虑一个人是否具备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公平应该是能力上的公平，即“可行能力”平等。所谓“可行能力”，简言之，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可行能力”的衡量可以通过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即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也可以通过此人所拥有的由可选组合构成的可行能力集，即一个人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