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独立性精神诱惑嵌入和审计组织掠夺性战略考虑.docVIP

审计独立性的精神诱惑嵌入和审计组织的掠夺性战略考虑 　　【摘要】对于财务丑闻，学术界一般会通过审判商业模式而得出制度缺陷、契约失灵和代理成本等可感知的制度败因。本文则借鉴管理学视角下的非感知性偏差理论，剖析了两个非感知性败因，一是审计组织在掠夺性的战略考虑下启动了利益冲突；二是审计人员在冲突中因精神诱惑的嵌入而无意识地丧失独立性。设置与之相配套的治理机制，则需弥补公众的间歇非理性，提升其对掠夺意愿的觉察度，并抑制其在个别审计失败后惩罚全审计行业的强意志。 　　 　　一、引言 　　 　　本世纪初，一系列震撼美利坚合众国的财务丑闻爆发。随后，审计独立性的缺失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一个修订制度缺陷和惩罚违规者的治理框架也随之逐渐成熟起来。有趣的是，一项著名法案的出台和一个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垮台，却没有消退学术界审判现有商业运作模式的兴趣。Moore（2006）等构建的非感知性偏差分析框架表明，审计独立性缺失的根源并不完全是审计人员有意识（intentional）的寻租行为，无意识的审计独立性丧失也是普遍存在的，而事后的法律制裁，一般是针对可感知（conscious）的机会主义而设立的。 　　笔者借鉴了他们的核心思想，挖掘了非感知性偏差理论对审计独立性丧失的额外解释能力，并且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探讨了两个启发性的命题，一是如果审计组织在时刻进行着可能剥夺公众利益却又能瞒过公众的战略思考，那么公众的理性是否会间歇性地缺失且需要弥补? 二是如果审计人员在利益冲突中会因精神诱惑而无意识地偏向自身的利益，那么如何激励他们避免这种精神沦陷？这两个命题的演绎是对非感知性偏差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挖掘和后续考察。笔者首先论述审计组织如何成功地进行掠夺性的战略考虑并且启动了利益冲突；其次分析审计人员如何在利益冲突中因精神诱惑的嵌入而无意识地丧失独立性；最后，笔者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分析了非感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弥补公众间歇式非理性的治理思路，并对未来的研究机会进行展望。 　　 　　二、掠夺性审计战略的启动 　　 　　以均衡的视角看待??织和环境的关系，则组织不仅会思考如何适应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同时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向外部环境施加压力，这样的组织兼具政治从动和预动能力，能够同时扮演范式跟随和范式创造的角色。在政治心理学的框架内，Moore等（2006）诠释了组织展现政治预动能力的过程。第一步，组织侵略性式地构建了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变化；第二步，组织借用公众意识来修饰这些变化，以掩盖寻租动机和避免对抗团体的产生；第三步，组织逐渐过分地利用了拥有的掠夺性优势，给社会强加了超过机会成本的损失，从而成为公众的谴责目标；第四步，组织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启动掠夺性的战略部署。 　　（一）审计游说和自我利益寻求：冲突的起因 　　在普通法盛行的国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通过游说获取行业优势，包括扩大非审计业务的范围和推迟审计轮换，上市公司也能够建议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采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鉴于普通法的辨方有罪和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原则，审计组织难以时刻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公众之上。正如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事务所在欺骗了公众投资者几年之后，终因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败而受到法律制裁。 　　（二）立法包容和公众忽视：掠夺性战略部署成功的条件 　　政策总是由人制定的，Baron（1998）认为在政治变革中，执行者不愿意做行动损失的直接责任人，从而仅评估行动后的损失而忽略不行动的机会成本，这种偏好使得有偏的政治制度具备了路径依赖的特性，加上利益既得者的自保式辩护，立法机构就很容易在压力下选择增量改革模式，通过有限的利益转移安抚受损严重的一方，而忽略利益侵害的根源。萨班斯法案也曾因为大型公司和职业界的游说而一度推迟出台，在此之前的审计失败一般仅能引致现有状态的有限调整，公众对利益侵害表现出充分的“容忍”。 　　除了立法包容，公众的大意也是掠夺性战略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大意多数源自于专业知识抗辩对大众的识别排斥。比如，会计师事务所指出非审计业务对客户有益，但对由此导致的审计独立性损害却避而不谈。再比如，上市公司向会计准则制定方游说有利于自身账务处理的会计准则，而不会述及附加给投资者的额外的阅读成本。这些例子表明，当审计组织想通过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来攫取利润时，可以借用自由市场和经济效率的名义来掩盖其掠夺意愿，从而以专业人士的名义操纵大量的公众意见。 　　 　　三、非感知性判断偏差：审计独立性的精神诱惑嵌入 　　 　　在多数人广泛依赖少数人的专业建议进行决策的运作模式中，提出建议的专家面临着自身利益和职业操守（提供好的建议）的权衡，公众在审判财务丑闻时一般将专业人士在利益冲突中作出的可感知的有偏判断视为“原始证据”，以证明短期提升股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