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界“千手观音”.docVIP

清末商界的“千手观音” 　　《盛世危言》是清末思想家、著名实业家郑观应的著作。张之洞评价此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然而,有着如此先进思想的作者本人,终其一生,却时时显露出“人格”的分裂 　　 　　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一本书:《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荐书的三天前(4月17日),李鸿章已经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场急风暴雨,开始迅速涤荡中国知识界。 　　邓华熙所推荐的这本《盛世危言》,俨然成为那只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将该书印制2000部,发给朝中的高干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牙牙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婴儿,名叫毛泽东。 　　这本畅销书的作者郑观应,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兼思想家。这一年他53岁,正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经理(总办)。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叔,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当时,他的另一香山同乡、比郑大4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中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应” 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总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的关系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经营的私人生意。 　　 　　盛年退隐著书立说 　　 　　但此时,“千手观音”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斗。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音”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