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事会不再是“没有牙齿老虎”.docVIP

监事会不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无论是“一元制”，还是“二元制”，都可能存在监督无效的问题，监督是否有力，其根本并不取决于制度选择，而在于制度本身的运作机制是否恰当 　　 　　任何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都是危险的，公司权力亦不例外。正如美国学者阿道夫?伯利所言：“就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而言，必须遵循以权力制约权力之理念，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得以科学地划分并平衡，协调不同主体之利益。”如何平衡公司内部的权力划分，减少代理成本，是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并列型(以日本为代表)；其二，双层型(以德国为代表)；其三，单一型(以美国为代表)。其中，前两种又被称为“二元制”，在大陆法系国家较为盛行：后一种又被称为“一元制”，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我国《公司法》规定设立监事会作为专门的公司监督机关，与董事会平行，共同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在立法方式上接近日本，而在监事会人员的构成方面，则要求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又与德国类似。但在实践当中，由于立法缺陷以及诸多原因，监事会更多的是作为公司的摆设。在上市公司不断爆发的经营黑幕中，监事会的监督功效几近于零，监事会遂被讽喻为“聋子的耳朵”、“没牙的老虎”。 　　 　　老虎长新牙 　　 　　实际上，无论是“一元制”，还是“二元制”，都可能存在监督无效的问题，监督是否有力，其根本并不取决于制度选择，而在于制度本身的运作机制是否恰当。总体说来，在原《公司法》框架下，我国监事会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监事会成员的任免机制与人员构成不合理，监事会的独立性无从保障；第二，监事会缺乏刚性权力；第三，对监事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为纠正这些“先天不足”，新《公司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主要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职工监事比例的刚性规定。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中存在的难以消除的矛盾是，作为股东代表的监事，监督着同样作为股东代表的董事，其角色冲突至???明显，监督者的客观性与独立性难以保障。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而且更利于监督。 　　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伊始，即效仿德国引入了职工监事参与制度，但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于是显见的情形是，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议定，一旦大股东掌控股东大会，绝少会在章程中确立可观的职工代表监事比例，则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往往成为圣诞树上的小花灯――纯粹的装饰而已。就此，新《公司法》明确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同时明确了职工监事民主选举的产生途径：“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其二，监督职权的扩大。根据新《公司法》第54、55条的规定，监事会的法定职权包括了财务和业务检查权，对董事、高管行为的监督权，对董事、高管的罢免提议权，特定情况的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权，股东大会会议提案权，特定情况下对董事、高管提起诉讼的职权，等等。与原法相比，新法不仅扩大了监事会的职权，且注意了各项权力之间的衔接，增强了可操作性。例如，原《公司法》赋予监事会在发现“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的权力，但当该职权的行使被董事或经理们以各种理由阻却、甚至无理拒绝时，法律对于监事会可采取何种途径和措施进行救济未有规定，其实质结果与未赋权一样。为此，新《公司法》明确赋予监事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的权力，以保障其检查权、监督权的行使。 　　其三，监事会职权行使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力形同虚设，原《公司法》虽然规定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对高管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并要求其纠正等，但由于监事无权以公司名义外聘援手――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公司财会人员和高管相勾结而衍生的种种诡计多端之欺诈行为，监事囿于专业知识，往往难以察觉，更谈不上予以棒喝了。鉴于此，新《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不仅需要法律保障，还需要经济保障。若监事会行使监督权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得不到应有的保证，监督权的行使往往成为不可能。因此，新《公司法》还特别规定：“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其四，监事约束机制的初步建立。原《公司法》对监事的义务、责任的规定过于简单，尤其是对于监事怠于行使职权、渎职等不合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更是缺乏基本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