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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长基金公司中的“隐形”人 　　近两年来，随着股指从6124点急落至1664点。再返身到3478点，国内基金行业的资产规模也经历了从32700亿到18500亿、再到23700亿的过山车走势。证券市场的剧烈起伏，除了意味着投资机会丰富之外，更凸显基金业资产规模大幅波动的潜在风险。如何有效降低资产风险提高内在应对能力?基金风险控制重要一环――督察长的作用亟待真正发挥。推动其独立有效行使权利而非被孤立边缘化的可行路径。既包括推行督察长职业化。监管资源做出更多倾斜，也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与文化。 　　 　　内外缺位的严峻风控 　　 　　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不断完善之下，基金业的风险控制经过10年发展已有了很大改观，目前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风险管理架构，包括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和不定期巡访，交易所和托管行的实时监督，审计师事务所定期关于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以及督察长领导监察稽核部开展的内部风险综合控制。在这一架构的监控下，基金公司经营运作基本符合法律法规。然而。这仅是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当前基金行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投资风险。基金业目前已经告别了成立之初的集中持股“坐庄”等初级模式。当前尤为突出的是各基金在不同行业间的大幅度配置偏离。由于监管机构关于基金的投资限制主要针对个股，要求一只基金持单一股票不能超过10％，同一基金管理人的基金持有单一股票不能超过10％，但是针对行业方面并没有相关规定，这就为基金公司在行业层面的激进操作提供了便利。 　　基金在行业配置上的偏离程度是与行情演变密切相关的。在市场未形成明显趋势时，基金大多分歧比较明显，在行业配置上与市场偏离很大；一旦市场趋势形成，基金的配置又趋向于一致，采用类指数化投资模式。虽然基金投资风格的转变有其客观原因，但是如此激进的偏离，有多少是来自干基本面数据或是量化投资模型的支持，又有多少是来自于基金经理的主观判断或者说是为了追求超额收益而进行的“赌博”?恐怕具体很难界定，这其中蕴含的投资风险值得密切注意。而且基金在行业层面的集中投资，也与其奉行的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投资理念相违背。 　　与大幅度行业偏离相伴的是基金频繁的波段操作。这种短线波段操作也与基金的稳健价值投资理念相悖，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而且频繁操作也会增加换手率，带来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这些投资方面蕴含的风险很难完全通过信息披露显示出来，因为基金公司有可能在信息披露之前进行“窗口粉饰”。而外部监管和监督机构对基金的实时监管也都集中在违规交易，投资组合的构建风险则难以兼顾，或者要等到风险爆发之后才进行事后监管。这方面风险的控制，更加依赖于基金公司内部的督察长，但从2009年基金二季报披露的行业配置数据来看，督察长的控制作用尚未显现。 　　二是操作风险。近年来，业界陆续出现的上电转债赎回、伟星股份违规申购、新股申购无效等“乌龙”事件曝出了个别基金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存在的缺陷。虽然基金公司按照法律法规构建了研究、投资和交易相分离，全程风险控制的投资管理架构(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出现错误的概率很低)，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有个别公司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或先执行再补审批手续，或直接越过风控环节，有法不依，致使投资管理架构中的风险控制功能形同虚设，最终导致操作风险。这一风险也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在监管机构现场检查时，只能看到完备的风控记录和规章制度，但是并不能看到实际的情况，这也需要督察长在平时持续监督。 　　三是道德风险。虽然这一风险更多发生在基金公司员工个人身上，主要表现为“老鼠仓”，而且分析原因大多强调基金公司的激励机制缺失，但是基金公司员工法律和风控意识淡薄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这同样属于督察长的职责范围。 　　四是法律风险。由于目前相关法律和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配套法规在基民权利的行使与保障、公募基金的立法等方面尚不完善，基金合同中的一些条款设定模糊，导致基民与基金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诉讼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法律风险需要得到重视。 　　从上述分析可见，虽然经过10年的发展基金业的制度环境大为改观，成立之初的那种初级违规行为已经销声匿迹，但随着环境的变化，风险也随之改变，基金业的风险控制形势仍然比较严峻。现阶段的风险不再是简单的违法违规，而是演变为在合规范围内，由于投资风格、管理风格、法律规定缺失等引发的风险行为，其形式更加隐蔽和灵活。这些风险也充分暴露了当前基金业风险管理架构的缺陷：监管机构和第三方监管对于基金风险的控制只能是事后的和片面的；基金内部由督察长主导的风险控制工作理应及时全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工作范围被局限在监督合法合规行为层面。其他方面，特别是投资管理领域的风险管理作用难以发挥，致使这一环节成为整个风险管理架构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