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性歧视等等,以及它们存在理由.docVIP

色、戒、性歧视等等,以及它们存在的理由 　　“色”与“戒”之间的冲突，源于天性与制度的不可调和性 　　 　　最近，获得金狮奖的电影《色，戒》成了此一时间的热门话题。这让人们又一次地想起了张爱玲。在张爱玲成名的40年代，有一大批自称“张派”的小说家写了不少跟风小说，但都是些形似而非神似的短命作品，现在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他们。但是李安用电影的手法展现张爱玲的思想却获得了成功。我分析他成功的原因，是李安用他自己独特的思想阐释了张爱玲。他曾在早年的作品《喜宴》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而成了名导演之后，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每一部作品中都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几乎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性的压抑和对性文化的异化和压迫。 　　人们大都认为“大胆的暴露镜头”是《色，戒》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触及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所揭示的冲突，是发生在作为天性的“性”，与作为制度的“戒”之间。这是一个永恒的谜团，严肃的学人都对此怀有探究的欲望。作为冲突一方的“色”，是自然属性的东西，而后者“戒”，是文化属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永恒的题材，只要是能真实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都有无限的生命力。中国有《梁祝》、有《白蛇传》，有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有与《色，戒》有相似情节的“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故事，在外国，以《罗米欧与朱丽叶》最为出名。在这里，把“悲剧”这个词用在这里最为准确，因为所有的直接结果都是“戒”的胜利，“色”的失败。我想，张爱玲的这部小说真正价值也在于此。 　　我们的民族一向忌讳让人懊恼的荒凉结局，所有得以在市面上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被安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样一个热闹和虚伪的大团圆结局，都给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打了折扣。伟大的艺术品都应当如实地描绘真实，不讳言人生的悲剧本质。事实也证明，为什么那些艺术品能长久流传？因为人们喜欢，喜欢它们的真实，喜欢它们揭示出潜在自己心中那些与故事情节形成共鸣的深刻感情。这是艺术家应当追求的理想。 　　《色，戒》就没有犯中国人这样的通病，它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色”的真实和“色”在迸发出的热烈场面展现给观众，在引起观众共鸣之后，再让观众眼睁睁地看着她归于毁灭，这是悲剧的标准文本。历史上的经典如此，而且今后所有的能传世的优秀作品也都会如此，无论在哪里，人们也永远不会拒绝新的这类作品问世。即使是从坊间百姓家里传出的婚变，由于涉及这类冲突，多数有可能偶尔碰上此传闻的人都会生出了解其原因结果的渴望。如此高效吸引眼球的题材，当然会成为商业艺术的“富矿床”。 　　美籍华人作家李黎在评论电影《色，戒》的时候说，影片名称中的“戒”有“双关涵义”，另一个涵义就是指“戒指”的“戒”。理由是影片依照张爱玲的原著出现了一个“光头极足、亮闪闪的、星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的钻戒。（见《万象》2007年第11期）我认为这个判断大谬。作为一个女人，李黎太过对外在物戒指倾心了，词性十分基础的“色”，怎么能与十分具像的“戒指”这两个“层次”远远相距的名词放到一起来呢？ 　　“戒”就是“戒律”的“戒”，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人的制度文化。 　　在张爱玲的原著与李安的电影改编之间有一处差异，我认为是李安的成功之笔，尽管这一改动受到了不少评论者的质疑。在张爱玲的原著中，作为汉奸的易先生在王佳芝被处死了以后，“那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而李安的电影里易先生却有很显然的悲戚与情感脆弱的表现。 　　我认为是李安而不是张爱玲更体现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在张爱玲时代，由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即使有如李安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也不敢把这样的文章写到作品里，这是历史的局限。她不能不顾忌到有人会议论说作品有为汉奸鸣冤叫屈的成分。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作品可能受到的伤害。但是张爱玲既然已经作古，李安为什么不能把从王佳芝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色”与“戒”之间的冲突同样体现于易先生呢？难道汉奸也“宁有种乎”？因此只要不脸谱化地对待一个艺术形象，凡是把作品按照自然属性的方向做改动，都是一个不断完善作品和发展作者思想的创造性的改编。 　　不知道张爱玲自己意识到没有，把故事情节简化以后，她是给人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王佳芝，因为“色”的诱惑而违犯了“戒”；而一个男人易先生，虽然也曾陷入了“色”的陷阱，但是他能突破“色”的迷惘最终回到“戒”的规则中来。 　　这个结果是不是在做这样的说明：在社会行为方面，女人太蹩脚，太没有用途，应当回到家里去专门哺育后代；至于外面社会的事情，还得要由男人来操作。 　　历史决不会有那么多的巧合：各个民族的所有文明社会，都是由男人们建立和管理的，而且世界上所有民族无一例外都曾经有过“禁色”和压抑妇女的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