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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新儒家的“以德治国论” 　　前几年，“以德治国”这个说法着实热了一阵子，在主张者中，有的还有很官方的背景。我分析，这个说法之所以能“热”，是因为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对依法治国的复杂和麻烦不耐烦了，改革开放都30年了，社会变革还要走多远的路呢？什么时间能走上“正轨”呢？ 　　建立“正式”的法治社会，需要建立的那个法律体系那么宏大，那么包罗万象，需要制定那么多法律，要有那么多的法律从业人员做那么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熟识的烦琐工作，尤其在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律没有施行几年就面临被修改的命运（否则就变成了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障碍），还不如重新运用起中国老祖宗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的老办法，来得迅捷和有效。 　　 　　我估计，这就是提出“以德治国”者的初衷。 　　确实，我们已经习惯了用道德来维系我们这个文明体的存在了，甚??包括文革和文革前的17年，都不是法治社会，如果把它归类，其实也属于“以德治国”的一种，只不过那个道德认同表面上是反传统的，而实际上却是比传统道德更加彻底保守的一个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道德体系对社会治理确实是有效和有用的，但是，以这样的方法维护社会安定、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会自觉不自觉地就能让中国社会向着旧的传统实现彻底回归，看一看今天的仍然坚持那种制度的国家，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 　　记得2004年6月15日，有“中国第一儒者”美誉的蒋庆先生来北京宣讲他的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五院制”社会改造设想的时候，就受到北京的学者们尖锐的批评。我当时也是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我当时就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蒋先生怎么还能提出那样的主张呢？依照他的设想，五院中的“元老院”由孔老夫子的后裔和国内著名的儒家人士组成，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身份来参与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管理和掌控。这是他发言中最着重解释的内容，在他主旨发言的两个小时里几乎占了一半。 　　几年时间过去了，我虽然还是在大体上否定这个主张，却也渐渐地感到，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说否定，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德这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不能干预政治，它只能通过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这要从道德这个词的内涵说起。 　　道德一词，虽然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可是谁也没有能耐讲得让多数人心服口服。中国人尤其最爱用这个词来指责别人，标榜自己。道德观念、道德说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道德只存在于精神层面，它的扑朔迷离、它的难以定义的特性因此也让主张者难以将它投入社会实际进行十分有效的宏观管理，这也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塑造出来的人所组成的民族只能是一个软绵绵的民族，无法让这个民族摆脱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的夙命，这已经为两千年来的历史所验证。 　　 　　但尽管这样，中国人发明的这套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注定已经成为民族的精神内核，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道德精神，无论是在所谓“盛世”时期，还是动乱时期，都会紧随中国社会而存在，如影随形，否定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想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外国游客代表西方世界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神秘的国度，他们的评价是：“一踏上这片热土，你就感到进入了道德的渊薮。”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些外国游客不会理解，一个既没有宗教信仰又没有健全法治的国家里，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使得那样一个硕大的国家维持那样久远的时间而始终没有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呢？ 　　答案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有这样的道德认同。 　　道德，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往往因为大思想家的运用而时兴于世。老子把它称为“道”，孔子把它称为“礼”或“周礼”，墨子把它称为“天志”。他们中对道德的理解有不小的差异，老子和墨子认为道德有其自然性，是上天的意志或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孔子的观点则是先圣造出来的规则或秩序。其中，以孔子宣扬的效果最有影响，成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圭臬。 　　但是，真正对中国历史发生实际作用的却是一种硬邦邦的东西，那就是法家所主张的法制文化。这是因为，社会管理，不是学者的专长，也不是他们分内事情，而是政治家的职责。战国时期的法家为社会强人备足了思想武器，最终使得秦国统一了天下。这让嬴政误以为依靠秦的法条（《秦律》）可以永葆君国大业万古长青，道德为害社会的时期从此成为了历史。却没有想到，在他身后十几年的时间，道德就复辟了。 　　西方人恰好也有与中国人那段历史相似的经历。早于商鞅变法的89年，即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制定了《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的命运与中国古代的《秦法》命运相似，仅仅60多年以后，就寿终正寝了，与中国不同的是，外族人（高卢人）的入侵是它消失的原因。此后，相对于中国的君主专制时期，欧洲进入了神权专制时期，只不过他们的“黑暗的中世纪”很暂短，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