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军让早教奶酪动起来.docVIP

贾军让早教的奶酪动起来 　　宝宝虽小，但市场巨大。一次偶然的谈话，让贾军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早教行业 　　 　　 　　“您好！是来接孩子的吗？这边走。”东方爱婴的工作人员把《新财经》记者当成了来接孩子的家长。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个装点得花花绿绿的教室，一群宝宝正在家长的陪同下与老师一起做着游戏。从另外一个房间传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朗诵声，循声望去，几个年轻妈妈正在认真地朗诵诗文。 　　这里是有别于一般幼儿园的早教中心，来这里的孩子平均年龄在3岁以下。创始人贾军被誉为中国早教第一人，四十不到，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十年前，她还是一名高薪白领，在知名投资基金IDG担任项目经理。从投资领域到早教行业，贾军如何完成这样的跨越？她给记者的答复是：“源于一次偶然的谈话。” 　　 　　创业源于一次谈话 　　 　　1997年，贾军的一个朋友刚生完孩子，她去探望。没承想，一见面，朋友就絮絮叨叨地跟她抱怨个没完，说带孩子是何等辛苦。对此，贾军很难理解，因为自己还没有孩子，而且她一直觉得带孩子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她想到了去美国出差时看到的一个场景：在美国社区的“父母中心”，孩子和家长一起拿着铲子、勺子，肆意地玩面粉，扑得到处都是，孩子投入，家长开心，欢笑声不绝于耳。这对贾军触动很大。经过打听，她得知这是专门为0~3岁的幼儿设置的早教课程。 　　回到北京，贾军试图寻找类似的早教机构。经过多方打听，她终于找到一家。辗转几个巷子，她推开一扇门，昏黄的灯光下坐着两位中年妇女，穿着白大褂，旁边放着几部老式电话机。“你的孩子怎么了？”她们问。贾军坐下之后开始“咨询”。“那是一个面向0~6岁孩子的早教咨询机构，主要针对部分有心理疾病的孩子，与国外的早教机构相去甚远。”贾军回忆说。 　　与朋友聊天后，贾军开始琢磨，“应该有一个机构，给新手妈妈提供指导，让孩子得到早期教育。”早教市场在欧美很多年前就已经形成，而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贾军想弥补这个空白。 　　1998年，贾军决定辞职。她拿出所有积蓄，并从亲戚朋友处筹借，凑得50万元启动资金，在北京奥体中心开起了内地第一家早教机构，取名“东方爱婴”。 　　因为没有蓝本可供参照，贾军只有自己找专家，编教材。她通过种种渠道找到了中科院院士，婴幼儿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请他们加盟编写教材。在开业之前，贾军花了半年多时间做准备工作。 　　 　　儿子做免费形象代言 　　 　　开业之初，东方爱婴只招来27个孩子，都是免费体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亲戚朋友的孩子。看着空空荡荡的200平方米大教室，贾军很失落。 　　冷静下来之后，她开始分析原因。在中国内地父母的眼里，0~3岁的孩子，话还说不好，路也走不稳，读早教班没有什么意义，再说孩子到4岁就上幼儿园了。贾军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不是经营一个早教机构，而是要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早教中心究竟能为宝宝及家长做什么？这些问题困扰着家长，也困扰着贾军自己。 　　贾军从产品设计上找原因。当时东方爱婴的核心宣传理念是：花365元钱成为东方爱婴会员，即每天花1元钱，就可以享受东方爱婴一年的专业育儿咨询服务。按照这样的表述，东方爱婴提供的仅仅是知识性的咨询服务，家长们买本书看就行，没有必要找东方爱婴，钱花得还少。于是，贾军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改变了课程设计中缺少互动的状况，引入PAT(父母作为启蒙老师)概念，并结合本土孩子的特点，提出了中国的PAT计划。其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强大的专业团体设计出若干课程，由家长陪着孩子每周来上一次课，家长在陪宝宝上课的同时，也学会了对宝宝进行早期教育的方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启蒙老师，进而可以在家里对宝宝进行早期教育。 　　在推广方面，贾军想过做广告，但无奈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支付不起高额广告费。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的到来解决了贾军的难题，后来成为东方爱婴免费的形象代言人。 　　经历了长达半年的亏损和困顿，东方爱婴终于迎来了转机。1999年9月，东方爱婴与中国教育电视台联手举办了“模特宝宝电视大赛”。通过这次活动，家长们认识了东方爱婴，认识了早教的作用。“电视模特宝宝大赛之后，很多家长打电话来咨询。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招了276个孩子，所有的班都满了。” 　　局面就此打开，据贾军介绍，到目前为止，东方爱婴在全国已经拥有220家早教中心，其中70%是由家长加盟的。与此同时，早教行业开始走上发展快车道。据记者了解，红黄蓝、美国的“金宝贝”等一批早教机构迅速发展，而且还有一批资本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对此，贾军认为，现在不是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而是应该合力将市场做大，“这个行业太需要竞争了。只有竞争，才能使市场做得更大，才能加速发展。” 　　 　　首笔融资年内完成，投资人不是I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