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过去30年与未来30年.docVIP

中日经济关系过去的30年与未来的30年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日经济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30年。长年从事中日经济交流的原驻日大使肖向前对本刊记者说：“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是彼此谁也搬不走的邻居。”这两个永久的邻居当然也会再处30年，乃至永远地相邻下去。 　　30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趋于成熟、成立家庭、奠定生活基础的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30年则是一个能够让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段。总结欧洲战后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黄金30年”，说的是欧洲战后持续30年的发展期。而在这30年中，国际社会、国与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30年前的1978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届统招大学生开始走进校园。如果当时让他们设想一下30年后的中国，即便那时能够借鉴欧洲30年发展期，估计也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的中国能实现如此繁荣。 　　《人民中国》主编，长年从事中日传播方面的专家王众一，向本刊记者谈中日关系时，用了非常简明的“四个30年”一词。1978年前后有几件大事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日关系：8月12日，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0月，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也是在1978年，日本基本上决定了自1979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如果从2008年往后再走30年，到2038年中日关系将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像在1978年我们难以预测到现在的中日关系一样，现在预测30年后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预期的是，中日政治关系将更加稳定，经济交流更为频繁，文化交流将上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感情上的纠纷可能还会出现，但和平发展将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资金及技术涌入中国的30年 　　 　　我们评价1978年以后的中日30年，自然能看到大量的日本资本、技术在这个时期涌入中国。虽然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已经开始有日本企业进入到了中国，但真正能来中国拓展市场、建设工厂、转让技术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而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和平发展30年的基础，而最先为此进程打下基础的，应该说是日本的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京瓷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所长山田正晴，大学毕业后在东京银行工作。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时，山田刚刚在香港大学进修完中文，属于日本各银行中少有的会中文的职员，很快被借调到“海外经济协力基金”（1999年改称“国际协力银行”），负责相关业务的翻译工作。 　　1980年，山田先生首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出了首都国际机场后，只有一条能走两辆汽车的公路通往城里，汽车不断从马车旁边驶过。”山田先生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北京。 　　“第一次和中方谈了6个项目，我还记得有湖南的五强溪发电站、山西至秦皇岛的铁路、山东的石臼所港口等等。”山田先生回忆说。特别是湖南五强溪，日方代表团去现场观看工程地质状况等时，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山田先生也一同去了现场。“日方专家对日本河流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到了五强溪现场一看，情况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中国的河流非常的宽，建电站需要新的技术。” 　　ODA项目大都是这样开始的。从6项目开始，以后一做就是20。当年那些来洽谈的日本官方代表、来工地负责施工的技术专家，如今大多已经退居二线了，山田先生也从银行转到了生产企业。熟知ODA最初是如何推进的日本人已经不多，山田先生差不多是在北京的唯一的一位专家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少量香港企业进入到中国外，欧美资本、技术并没有进来，韩国在当时还处于自顾不暇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只能查到截止到2004年的日本对华ODA方面的数字，总额为34293亿日元（含无偿资金援助1457亿日元、技术合作1505亿日元、有偿资金援助31331亿日元，约合1799亿人民币）。 　　ODA项目的最大特点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道路、港湾、机场的建设上。“要想富，先修路”是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的一句致富口号，而早在30年前，中国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时，日本政府主要在社会基础设施上，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当然也为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中国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社会基础设施之后，日本企业开始进入到了中国。30年来日本企业对中国有过几次投资热潮。先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组装产品，向世界销售这些产品。在中国经济发展上来以后，开始开拓中国市场，具有了日本及美欧以外的最大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研发新产品、新软件。生产、销售、研发三个阶段的循序进展，让中日成为彼此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不仅超过了日美的贸易额，今后进一步扩大的余地还很大。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中日贸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