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比较与启示.docVIP

中西方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的比较与启示 　　［摘 要］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中西方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问题。首先说明了我国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回顾美国、韩国的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实践,将他国与我国的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相比较,总结经验和启示,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中西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46-03 　　 　　1 引 言 　　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无论在西方政府的再造运动还是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中西方由于各种原因却存在较大差异。怎样做到对西方“洋为中用”,在新时期我国进行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乃至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都是应继续思考的问题。 　　2 我国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现代行政伦理的研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行政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改革实践的不断变化,我国对行政伦理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和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还没有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我国还没有制定“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行政伦理规定多是以规范化和纪律化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致使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受到影响。如《监察法》、《公务员法》等,这些法中虽有行政伦理的相关内容,但关于行政伦理的规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条款,并且不是该法的主体,即这些法不是专门调节行政伦理的,这使行政伦理没有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2）我国的行政伦理相关规定多见于党政文件中,通常表现为党纪政纪的形式,很少将其上升到法律高度。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虽然这些文件的内容规定得比较全面,但一般都是些原则性规定,而鲜少有可以量化的具体规定和具体的惩罚措施,实施的机关是党的机关,还未达到司法制度的层面。 　　（3）行政伦理相关规定不够详细具体,过于分散,以致其可操作性受到影响。许多党纪条例规范往往是有行为规定,没有责任追究；对失职、渎职缺乏量化的标准；处分弹性大,处罚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对违法乱纪行为仍然缺乏有力的防范措施；运作时空泛的规定多,实施的条例少,应急的办法多,治本的对策少；例如《公务员法》对国家公务员应具备的品行和应尽的义务作了规定,但没有明确为行政伦理规范,过于笼统。 　　（4）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我国的行政伦理监督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缺乏独立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造成监督不力。由于对行政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市场环境中又存在功利氛围,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常常背离自己的本质,行政主体在伦理和法律上的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其二,监督环节有疏漏。主要表现为平行的制约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对较弱,社会监督和公民参与力度不够,造成监督盲区。我国的监督体系对各个监督主体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这严重影响了监督的质量、效率,并且使监督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责任得不到落实。其三,预防监督环节较薄弱。相对而言,我国更重视监督违法违纪,对于决策的监督即事前预防性的监督有所疏忽,然而惩罚性的事后监督往往难以弥补决策的重大失误。 　　3 国外行政伦理法治化建设实践 　　3.1 美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伦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对行政伦理研究起步较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就是美国。在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各种各样的伦理失范,美国在立法、管理、教育、监督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1.1 行政伦理立法 　　在美国,对公共事务中的行政伦理立法来自于公共领域中的权力滥用时期,具体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后杰克逊思想”时代。1853―1864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解决行政权力滥用问题的利益冲突法规,当时的伦理立法主要关注的是处理离职后的行为、利益冲突,组织工作之外的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报告上。195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对包括政府系统在内的所有政府雇员提出必须遵循的行政伦理规则,《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是以国会两院的共同决议的形式通过的,严格说来还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这个准则所表达的道德要求却作为既定的行为准则一直保留下来。“水门事件”是导致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关键性事件。1978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该法最重要的部分是制定了一个对GS―17级以上雇员的一年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主顾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并禁止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