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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的制度距离与制度创新 　　摘要: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在向中部地区加速迁移,但中部地区现存的制度因素制约了东中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部地区在地方财政分权度、产权多元化、政府效率、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中部与东部的制度距离制约了东中部产业深度分工和要素优化配置,阻碍了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向中部迁移。中部地区要发挥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提高政策的利用效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键词:制度距离;制度创新;产业转移;中部崛起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0-0019-05 　　 　　一、引言 　　近些年来,受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弱化或消失,正在进行“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1],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加速迁移。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增长极,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潜在的市场容量,正面临着承接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东部与中部在自然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双方存在的比较优势是东中部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地方政治生态、社会变革、文化传统、技术创新、区域制度变迁等制约了这些比较优势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影响了东中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与效率。 　　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秀敏等认为东部产业集聚滞缓了东中部产业梯度转移[2];王珏等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了东中部产业转移[3];也有研究成果从产业移入区和迁出区的要素禀赋、地理区位、社会文化、产业集聚等角度对东中部产业对接进行综合分析[4];李国平在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组成的多维空间复杂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广义梯度转移理论[5];潘镇就制度距离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6]。上述文献主要从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等角度进行分析,并考虑到非经济因素如文化传统对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但就制度因素对东中部产业转移影响的专门研究缺乏。 　　从广义上说,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按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规则与经济契约,非正式制度是一些社会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与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不容易随正式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正式制度可由强制性和诱变性的变革加以改变[7]。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在中部崛起战略与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制约东中部产业对接的正式制度因素,从地方财政分权、产权多元化、政府效率、科技创新等制度方面,分析东中部的制度距离及其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并就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改进提出建议。 　　二、区域制度变迁、制度竞争与东中部制度距离 　　我国区域制度变迁是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推进的,肇始于沿海的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优先获得了中央的政策支持,良好的初始条件及经济累积循环效应,使沿海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并拉大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为了减缓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距,2000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2006年启动中部崛起战略,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缘到中心、从非均衡战略观到均衡战略观的区域制度变迁轨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化产权[8],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中央与地方经济分权和中央行政集权的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掌握着对省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晋升安排,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对其下级政府也进行类似的晋升考核。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能在近乎零和博弈的“政治锦标赛”中赢得政治晋升[9],竞相谋求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我国渐近式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和先行区,享有制度竞争的先发优势,强制性区域制度变迁与诱制性制度变迁相互叠加,使东部与中部之间形成明显的制度距离。 　　对制度因素及制度距离的量化测度是困难而复杂的,在分析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地方财政分权、产权多元化、政府管理效率、区域科技创新四个方面衡量东中部的区域制度差异。文中所指的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东、海南、福建、上海、浙江、江苏10省(市)。考虑到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计算中所用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9年)并加以整理。 　　(一)财政分权制度距离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