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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三农问题” 　　党的十六大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在2020年把我国建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进一步确定了在中国“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近来，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而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农民占了大多数，并且是生活水平较低的部分，这自然就使以农民问题为核心的“三农”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和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将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表述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生活的一元是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元是以较为先进的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中国不仅城市的工业化程度不高，而且存在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文化，这就形成了相对先进一些的城市和非常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 　　为了加快达到工业化目标，我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向工业倾斜的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把中国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样城乡分治二元结构最大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不能得到整体性的均衡发展，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从而，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天渊之别，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进而农业不断衰落，农村经济发育迟缓，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三农问题”要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增加农业的财政投资 　　 　　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速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因而安排好农业投入的资金来源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国家投资只应起辅助作用。但在我国目前的价格体系和GDP的分配格局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偏低，农业部门赢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很难形成有实际意义的利润规模，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以个体农户为单位，这个问题就更显突出了；另外，我国近8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工业化一时还不可能容纳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相对失业仍十分严重，人均收入仍处于低水平，农业生产即使能够形成利润也不大可能转入农业投入。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进行足够的投入，农业部门要获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情况下，政府从事农业投资的必要性，并不止在于农业部门自身难以产生足够的积累，而且生产率较低难以承受贷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许多农业投资只适于由政府进行： 首先，农业固定投资，如大型水库和各种灌溉工程等，其特点是投资量大，投资期限长，牵扯面宽，投资以后产生的效益不易分配，而且投资的成本及其效益之间的关系不十分明显。由于具有以上特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可能由分散的农户独立进行。 　　其次，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新的农业要素。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必须要有农业科研，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必须经过推广的程序，为了使农户接受新的生产要素，还需要对农户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为了完成这一系列任务，需要筹集大批资金。这些投资也只能由政府承担。 　　 　　二、精简机构与规范税费并举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10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1994年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税被划入地方税种，农业税的地方附加和基层政府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业税层层加码，使实际征收税率偏高，农民负担加重，农业发展投入不足。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而税改后三提五统总额却是农业税的三倍；并且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好比是个无底洞。 　　此外，乡镇机构和人口膨胀也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按“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转换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削减人员。要转换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没有进行融资的职能，不能擅自举债或搞赤字预算；要把农民集体经济所有者职能与乡镇政府职能分离，由农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在转换乡镇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对乡镇一级机构，可设可不设的则不设，可和设的不要分设；对上级政府设在乡镇的“七所八站”，能撤的就撤，能合并的就合并；要严格核实人员编制，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解聘超编人员，严禁无编自聘人员，提倡党政干部交叉任职，实行竞争上岗；对现有的农村中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