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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它指明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过去长期以来，在“重经济、轻社会、轻生活”的指导思想下，把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追求政绩放在突出地位，而把文化、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社会福利及环保等社会发展问题放在较次要的地位，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不和谐现象及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的问题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从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看，1979―2003年25年间年均递增速度为5.4％，各子系统指数最快的是??活质量递增6.0％；其次是人口素质为5.8％，经济效益和社会结构指数递增5.4％和3.9％。 　　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25年年均递减2.0％。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为2003年的34.1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3.2％和5.2％；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2003年达13.6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年均递减3.5％。25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4.1％，城乡贫困率递增6.4％，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7.3％，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9％。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如果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5年来，此两项指数均呈现负增长，它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25年经济社会的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5.4％，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个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2％，影响了综合指数1.2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2％，其中1991―2003年13年影响度上升至31％。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二、关于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速度慢、比例低的问题 　　 　　国家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从历年看，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5.1％，以后即降至4％左右。近几年，因增加了教育投资，2003年比例提高到6.2％，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社会发展总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补助，2003年为1262亿元，近3年约占GDP的1％左右，如包括这部分，2003年为8575亿元，占GDP的7.3％，如再包括城乡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民政系统支出的优抚救济、各种福利院支出、民政基建等社会保障支出共为5364亿元，占GDP的4.6％，加上科教文卫的支出约占GDP的10％左右。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不足千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左右。 　　我国的社会发展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合计占GDP的比例看，我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三、关于追求GDP的高速度，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低下的问题 　　 　　我国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即提高到36％，2003年更提高至47％。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据统计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40％左右，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0％以上，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高达20％左右。 　　综合反映经济效益主要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两项指标25年中分别下降了60％和57％，平均每年递减3.6％和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2003年年均递增21％，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15％，快于同期GDP递增9.7％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78年的52.7元降至2003年的21.1元；如果按1978年的投资效果系数计算，就可增加GDP 1.7万亿元，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至2003年的10％；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