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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赋创作看武则天时期文学流变
从诗赋创作看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流变
摘要:武则天时期的文学创作处于由初唐至盛唐的关键期。本文以本时期的诗赋创作内容为例,考察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演变,认为此时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创作题材从狭隘趋向丰富,诗赋的情感表达从歌功颂德转向真情的流露,而诗赋的风格也从绮错婉媚渐变为风骨凛然。
关键词:武则天 诗 赋题材情感风骨
“初唐”是整个唐诗的酝酿期,在这时期唐朝文坛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原先的承袭六朝遗风,中经变革,从而转入上升阶段。武则天时期则是由“初唐”转入“盛唐”的一个转变期,这一时期的文坛显示出了剧烈变化的特性。历史上将武后朝定为公元687年至公元705年,但是高宗在公元683年驾崩时名义上虽然还是皇帝,但是实际上在公元660年中风后,实际权力早就已经转移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武则天为了使自己的权利更加稳固,并为日???能够顺利登基称帝,她采取了诸多措施,以扫清登基障碍,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特色。闻一多在对唐诗的研究中也将公元660年作为分界线,因此,本文武则天时期则定义为公元660年至公元705年。
武后登基伊始,在宫廷中占主流的还是华美文风,武后对这种文风的喜爱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求,她一面大肆屠杀唐氏宗亲和反对她的元老重臣,另一面又不断制造祥瑞,以粉饰“太平盛世”。因此宫廷诗文便以颂赞君主的功德为主,诗文注重辞藻的华丽、意象的宏大,如“玉霜鸣凤野,金阵藻龙川。祥烟聚危岫,德水溢飞泉” ⑴之类纯粹由辞藻堆砌的句子大量出现。随着这股风潮越来越盛,文人所用的词句也愈加生僻,这种文风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是,武后后期在政治上的举措,为文学风气的转变带来了契机。
武后为了打击反对她的元老重臣,大量提拔任命原本无法进入官场的庶族寒士,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大开科举。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引《唐登科记总目》计算,唐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高宗永徽(655)38年间,共录取进士314人,平均每年录取8.5人。而自显庆元年(656)至长安四年(704)50年间,共录取进士1040人,平均每年录取20.8人。由此,大量有才华的寒士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此外,武后为了进一步笼络寒士,开辟了制科,由此开拓了唐代寒士的进入仕途又一路径。在考试内容上,武后朝更注重文学(诗赋)取士,并有意地降低儒学的地位,以减少自己登基的阻力。由此,文人群体的变化也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发生转变。
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题材的扩大
下层文人群体的大量出现和崛起,首先带给文学的影响便是文学视角的变化和文人眼界的扩大。下层文人大多来自民间,他们的见闻比之宫廷文人自然要开阔得多,这些文人又大都有过宦游的经历。宦游经历使得他们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突破了往常只描写宫廷楼阁、花园假山、游宴赏景的窠臼。譬如,杨炯在长期游历过程中,写下了许多山水诗,如《广溪峡》、《巫峡》、《西陵峡》,描绘了长江沿岸壮丽的河山,诗的内容从台榭楼阁移至了自然江山。当时最主要的题材扩展主要在军旅与佛教题材方面尤其突出:
军旅题材。如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被称为现存赋中第一篇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成功作品⑵。本文以“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开篇,气势上已不同凡响。文中既写了荡子的英雄气概,又写了思妇的幽怨缠绵,文章一张一弛,荡气回肠。清人陈熙晋评说此赋曰:“临海夙龄英侠,久戍边城。慷慨临戎,徘徊恋阙。借子山之赋体,掳定远之壮怀。绝塞烟尘,空闺风月。虽文托艳冶,而义协风骚。”他如崔融的《西征军行遇风》、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从军行》,或写大漠风光,或写从军的甘苦,或写士人的凌云壮志……这些军旅题材在先前的宫廷诗人的笔下是没有出现过的。
其次是佛教题材的出现。著名的如王勃的《释迦佛赋》和杨炯的《盂兰盆赋》。王赋借释迦佛转世的传说,赞美其无量的功德,表达了“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的向佛情怀;杨赋则写了盂兰盆仪式的盛大场面,刻画了君臣同乐的和谐气氛,以及佛教仪式的歌舞表演。佛教题材的出现,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有关。在民间兴起的崇佛潮流,使得文人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佛教的仪式和僧人的说教。这让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创作的欲望。
人生经历的丰富,题材的扩大,自然也引发文人情感的变化。
二、从歌功颂德到真情实感的流露
歌颂风气在武周时期十分盛行,刘允济就曾作《明堂赋》,他在赋中他极言明堂之宏伟壮阔。他将赋献给武则天,得到了褒奖,拜为校书郎。这种歌颂的风气以应制诗的大量出现为标志。其中的代表作家是宋之问和沈?期。如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一诗,诗中记叙了了武后访问龙门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事件。诗歌开篇便描写了热闹的宴游活动,并置其于一个春雨初霏,生机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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