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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种粮积极性激励机制研究 　　无论温饱社会还是小康社会，农民种粮积极性始终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今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和种粮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显得尤为重要和势在必行。建立使农民能够从粮食生产中获得持续增加的、可预期收入的有效机制，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必然政策选择。本文基于委托代理机制，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 　　 　　一、引言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取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是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可选择的行业扩大到非农领域。与此同时，农业经营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既有传统的粮食生产活动，也包括大量的经济作物生产以及果树种植、水产养殖等更广泛的范围。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传统的粮食生产收益远不如其他行业的情况下，会逐渐减少甚至放弃粮食生产投入，转而从事其他生产经???活动，或者选择进城务工，或者选择种植经济作物。现实中，由于种粮收益过低以及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农民对于粮食生产的热情已日趋下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这就出现不同程度的土地抛荒现象，尤其是季节性撂荒。 　　目前，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粮食价格从200―2007年涨了23％。其中，谷物涨了42％，油类涨了50％，而奶类制品涨了80％。到2007年底为止，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有20个国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食品价格管制。在全球粮价暴涨的今天，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以及土地抛荒现象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在种粮的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呢?本文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来阐述研究上述问题。 　　 　　二、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机制 　　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Ross,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人或一些人(代理人)为他们的利益从事某项活动，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项决策权，代理人通过代理行为获取一定的报酬。委托――代理理论就是以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减少委托代理问题，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效用的理论。 　　 　　(二)政府与农民的委托代理关系 　　对于粮食安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会出现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来矫正和弥补。粮食安全正像国防安全一样，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承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义务的主体只能是一国政府。然而，国家却不能从事粮食生产，这项工作只能由农民来承担，此时就产生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是委托人，农民是代理人。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代理人农民作为―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收益最大化，国家粮食安全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同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像其他的委托代理情况一样，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完全掌握农民的种粮状况，如是否存在撂荒、种粮的投入情况等等。另外，由于种粮的特殊性，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会呈现自身的特点。代理人的种粮成果不仅受到自身努力的影响也受到如气候、自然灾害等不确定随机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劳动成果具有不确定性。由于环境或随机因素的影响，农民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之间不完全一致，而且政府无法监督农民是高投入还是低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监督并有效的激励农民的种粮行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三、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即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热情度，具体表现为粮食生产的投入情况和粮食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当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时，就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粮食生产投入的减少和撂荒现象。 　　 　　(一)种粮收益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收益最大化。所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种粮的比较收益。在不存在粮食生产补贴时，种粮收益=P*Q-C(其中P为粮食价格，Q为粮食产量，C为粮食的生产成本)；在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时，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粮食作为商品的收益，二是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即：种粮收益=P*Q-C+S(其中P为粮食价格，Q为粮食产量，C为粮食的生产成本，s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从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