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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绿色税收体系政策效果及其对我国启示 　　摘要：通过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将环境因素引入传统的税收体系中，通过一系列的税收调节作用，使微观经济主体改变落后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使其达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从而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绿色税收立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仅要求事后的调节，更重要是利用税收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进行事前的引导和调控。 　　关键词：绿色税收；双红利；环境；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Ｆ810．4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4－0023－03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都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切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单纯的ＧＤＰ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而只是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学界在着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问题时，绿色环境税收也应运而生，承担起宏观调控自然环境的责任。绿色税收体系正是基于此而设置的一整套有利于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体系。 　　 　　一、绿色税收的理论回顾 　　 　　绿色税收通常意味着从环境税中增加的税收用以减少那些扭曲性赋税，如劳动所得税等。绿色税收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它们不应当仅仅对环境有益，也应当通过增加就业而提高效率。有关这方面的影响在文献中被称为“双红利”。双红利假说是绿色税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基石，如果该假说不能成立，绿色税收便失去理论依据。在许多文献中，有关的讨论是针对双红利是否是绿色税收的最终结果而进行的。Ｐｅａｒｃｅ（1991）认为，双红利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税率的提升和降低其它扭曲性租税对环境造成的均衡效果；二是税赋改革后，遏止交互效果所剩余的效果。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ｏｏｉｊ （1994）年提出，影响双红利的两个效果：收入循环效果①和税赋交互效果②。当收入循环效果大于税赋交互效果时，就业增加，环境品质改善，双红利假说成立；若是收入循环效果小于税赋交互效果，其结果则是就业减少，双红利假设不成立。Ｇｏｕｌｄｅｒ（1995）就双红利提出了弱形式与强形式两种定义。弱形???是指：若环境税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降低税赋的经济成本，则双红利假说成立。强形式则是：若环境税除了可以减少污染外，还可对社会产生净经济利益，则双红利假说成立。经过近几年来在理论与实证上的争论后，目前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双红利假说才有可能成立。 　　 　　二、外国绿色税收的现状与政策效果 　　 　　评价一项环境税的有效性，了解它们所开征的原因是有必要的。广义上说，环境税有七大重要功能，分别是：提高环保要求的完整性，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促进经济效率，为最小的成本减少污染来提供激励，鼓励创新，产生税收收入为治理环境和其他扭曲性税收提供财政上资助，扩大政策工具的范围和加强其他环境政策工具。一项环境税收不必完全满足所有这些功能，但是，所有的环境税收用于补充现有的政策措施。这导致从总体方法论上评价税收作用产生了困难，也导致那些倾向于将自身影响加于政策所强调的环境问题上的各项政策相分离。另一个决定环境税收的有效性的难处是许多税收实施时间不长，关于它们的有效性还未取得准确的信号，或者他们强调的环境问题需花费一二十年才有明显的变化。由于以上的这些限制，没有文献在理论基础上定量地研究绿色税收的效果。因此，下面通过实例和数字来说明，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于欧洲环境署（ＥＥＡ）。 　　下面以三个欧洲国家――丹麦、荷兰和英国为例来分析特定的环境税收政策以及这些税收对环境的影响，旨在通过这些例子得出环境税收的确是实现一国环境目标的有效途径。 　　1．丹麦 　　丹麦的能源税在世界上所有不可再生能源像石油、煤和天然气中是最高的。这些能源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石油危机中就已设置，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影响了丹麦，当时，丹麦对外资源依存度高达95％。80年代，这些税率有所增长，用来维持价格激励，抵制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的下跌。90年代，能源税开始被看作基本的政策工具用以抵制气候变化，也作为相对减少丹麦对外资源依存的工具。1992年对家庭征收二氧化碳税，1993年将其扩大到企业。在1994和1998年环境税成为生态税改革第一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改革包括逐渐增加二氧化碳税，修改工业企业能源税的征收，废除了温室气体税收的补偿和开征了二氧化硫排放税。而导致温室效应的能源消费税率对家庭和企业是一样的。如果达到了强制性环境协议标准，那将可能包括能源审计，并有义务根据特定的标准来投资治理。这些税收的特点就是对能源投资补贴的条款。税收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使税收回到私人部门。通过对能源储蓄措施的激励和占丹麦ＧＤＰ总量2％的边际劳动收入税的减少来实现的。 　　丹麦较高的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