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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歧视”农民工问题分析 　　摘要 本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否存在对城市职工的“逆歧视”，进而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从规模效应的角度阐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农民工 逆歧视 劳动就业 规模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与“逆歧视”工资比较模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部门”的增长，作为解决以农业为中心的“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并且以为这是沟通两部门之间，完成资本与劳动有效结合的唯一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原本已经存在而因表面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大所掩盖的“二元经济结构”显露无遗，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城市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城市出现了失业率从2000年的3.1%一路攀升到2004年的4.2%，甚至一度达到4.5%(2002年)，城市居民及当地劳动部门，往往以城市就业压力大为借口，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怀有一种戒备心态，认为农民工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从而演化成一方面城市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零就业家庭”，对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以种种直接间接的就业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不仅在城市中得不到任何的补贴、培训，反而要向政府职能部门交纳各种费用。这种心态和做法的源头都是认为农民工进城会造成对城市职工的“逆歧视”，也就是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替代和排挤。还有学者分析表明，在城市中，每解决一个农民工就业，将会增加2-3个失业工人等等，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农民工进城的合理合法性。 　　“歧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在其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首次引入经济学的概念，他借助于将对歧视的“偏好”引入雇主和雇员的效用函数这种方法，试图使竞争的劳动市场模型与不同阶层劳动力之间可观察到的工资判别事实相符。近年来，我国学者用“歧视”、“逆歧视”理论分析我国就业和农民工问题，并提出了各种“歧视”模型，用“歧视”和“逆歧视”模型分析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偏好，这种歧视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有关这方面讨论比较多，在此不作赘述，然而有关“逆歧视”问题，郑州大学商学院杜书云和西南财经大学张广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2004年)。他们把农村和城市的物价水平因素差异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建立了“逆歧视”模型：首先他们假定农村的物价水平为P，城市的物价水平为P′，则城市物价水平的差异为： 　　A＝(P′－P)/P，正常情况下A?0，这是由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把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中汇回农村消费的部分为β∈(0，1)，则有(1－β)的部分在城市消费；再假设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W′，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W，要使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率保持一致，则有： 　　W′/P′＝W(1－β)/P′＋βW/P 　　整理得：W′＝W(1＋Aβ) 　　这个等式意味着如果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1，则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1＋Aβ)，两者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一致的。所以，Aβ被称为“歧视系数”(加里?S?贝克尔1976)，这样，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同，则受歧视的是外来职工；相反，若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货币工资相等，则受歧视的是城市职工。现实情况是除非有外部势力硬性规定，在相同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利益而给城市职工更高的货币工资，这就意味着农民工以较高的实际工资获得了就业岗位，城市劳动力要么退出就业竞争，要么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由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引发的对城市劳动力的“逆歧视”。这正是“逆歧视”的理论渊源。 　　 　　二、有悖于现实的“逆歧视” 　　 　　然而，理论上存在的“逆歧视”分析却不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印证。一是从全国情况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经常是同工不同酬，根据有关单位调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与同类城市职工相比，2004年相差500元―800元，按1.2亿农民工计算，仅工资“剪刀差”一年就高达1万亿元左右。另据有关部门对湖南、四川、河南三省抽样调查，农民工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1/4，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中大约31.16%可归为歧视所致。(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3.26)。所以，农民工货币工资远远低于城市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