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化特征.docVIP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伦理考察【书稿】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98 更新时间：2009-11-18 伦理化是中华法系的首要特点，“就其总体精神而言，我国古代法受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支配，从而成为伦理的附属物” 。因此，在总体上可以将中华法系称为一种伦理法。作为中华法系的主体，我国古代刑法也表现出了极强的伦理倾向，“以礼入刑”、“出礼入刑”是对我国古代刑法伦理化的高度概括。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作为其主体的我国古代刑法，其伦理化的特点是都是逐渐形成的。从整体上看，“中华法系的伦理化过程发端于汉代，发展于魏晋，初成于北齐，定型于隋唐” 。我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化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古代的刑法思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均表现出了伦理化的特点。总体而言，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刑法即已露出了伦理化的端倪；至汉代，由于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秦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实行宽刑简政的方针，刑法的伦理化特征已初步显现，尤其是在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之后，刑事司法的伦理化特点急剧凸显；到了唐宋，我国刑法的伦理化臻于成熟，唐律“一准乎礼”，宋承唐制，刑事立法的全面伦理化基本实现。 一、先秦的影子 在秦并吞六国、实现大一统之前，我国建立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国。至周末，群雄并起，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遭到削弱，封建制的建立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在奴隶制社会以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古代刑法出现了伦理化的端倪。不过，在先秦时期，刑法伦理化的萌芽主要出现在刑法思想领域，人们在探讨“刑”与“礼”、“刑”与“德”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渐使前述二者之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亲和性。 在广义上，先秦时期包含了从商朝到大秦王朝建立之前的整个奴隶制时期。 （一）商汤酷刑 商朝是汤在打败夏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汤本是桀的诸侯之一，但因桀“为虐政荒淫”，汤于是“替天行罚”，兴师率诸侯伐桀。在讨伐夏桀之前，汤发布了动员令，是为《汤誓》：“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戮女，无有攸赦。” 由此可知，夏桀不恤民众，无德有罪，所以汤要“致天之罚”，讨伐夏桀是在行德。在征伐的过程中，如果部属不听命令，就是不帮助汤实施德行，是悖德行为，因此要受到处罚。处罚的具体方式为“帑戮”。“帑”通“孥”，意即没为奴隶。“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 戮即杀人。汤对于不遵守军令的人，不但要将其杀死，还要将其家人没为奴隶。这似乎是后世族刑的雏形。 由上可见，《汤誓》确立了两种基本的刑罚——“帑”与“戮”。这两种刑罚的适用是与汤讨伐夏桀的军事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夏桀无德，汤对其进行讨伐是在替天行德。既然是“行德”，那么汤的行为就具有了“德”的正当性。不听从汤的命令，就是不行德。悖德行为当然应当受到一定形式的惩罚，于是汤发明了“帑”与“戮”这两种具体刑罚来对付不听从军令者。这样，汤将刑罚的适用与“德”联系起来了。不符合“德”的行为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看来适用刑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行为的悖德性。行为悖德便要用刑罚进行处罚，这表明，作为伦理规范之一的“德”与刑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二）周礼恤刑 由于考古出土的法制文献不足，人们对于周朝刑法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间接的历史文献，成书年代以及作者不明的《周礼》便是其中的主要参考依据。 （三）刑鼎之争 我国法制史学界的通说认为，我国古代在春秋之前处于秘密法时代，那时候法律是不公布的，法律为一般民众所不知晓，只为少数人所掌握，以此增强法律的神秘感和权威性，此即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到了春秋时期，法律的神秘状态被打破，一些诸侯国相继公布了本国制定的法律。然而，公布法律的行为却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左传》记载了两个反对公布法律的典型事件。 《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矣已。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悔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