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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富民”崛起与国家因灾蠲免赋役对象的转变 　　摘 要：在唐代前期，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不明显，户等之高低亦不能反映民众财产的实际情况，国家因灾蠲免赋役以普遍减放为主。而自唐中叶以后直至宋代，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日渐加剧与富民阶层的崛起，国家在灾荒之时减免赋役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以贫民下户为主。 　　关键词：唐宋；减免赋役；富民；贫民下户 　　中图分类号：KZ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37-02 　　“救荒之务，检放为先” [1] ，减免赋税在唐宋时期国家荒政中无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2]。但由于自唐代中叶以来，一个被称之为富民的社会阶层逐渐崛起[3]，使得唐宋国家在确定因灾优先减免的对象方面，经历了从普遍减放为主到选择贫民下户减放为主的转变过程。 　　一 　　自唐初始，减免赋役就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灾荒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如武德中（618――626）颁行的《赋役令》规定：“诸田有水旱虫霜为灾处，据见营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十分损四分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租、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折来年，经二年后不在折限。”[4]根据此原则，国家在社会灾荒时减免赋役，主要依据受灾百姓田业受损程度，而其贫富户等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要是受灾达到一定程度者，都可以得到国家蠲免租赋徭役形式的救济。此令后在开元七年（719）、二十五年（737）被重申，因而从唐初至其中叶，普遍减税的做法始终是唐政府社会灾荒救济的基本准则。如武周天册、神功（695―697）之后，由于水旱灾害等原因，造成“逋亡滋甚” [5] 328，朝廷于是在长安三年（703）发布诏敕云：“逃人括还，无问户第高下，给复二年。又今年逃户……课役俱免”[6] 198。是非常明显的不分户等蠲税之制。开元五年（717）二月，“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地租” [7] 卷8，177。大历七年（772）十月，“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 [8] 卷6，176。这时的国家救灾同样不事先区分受灾户之贫富，对其税役往往一概实行减免。 　　唐前中期之所以奉行普减税役救灾的原则，应与这一时期的??制与户等制度有关。以田制而言，自唐初开始推行均田制，按等级身份授田，占田多者为各级官吏，而普通百姓所占之田在百亩以下，实际一般占有40―60亩[9] 258-261，自耕农占主体，贫富差距尚不明显，并不存在区分受灾户贫富并相应予以减免税役的先决条件。再就户等制度来看，由于土地等主要资产并未统计在内 [10]500，户等区分并不明显。再加上“天下户未尝升降”、“比来未全定户，今已经数载”的情况存在[8]卷51，1345[11]到唐中叶时，户等“大约高等少，下等多”，且“一例为八等以下户计之”[12]。由此可见唐代前中期之户等并未从真正的财产意义上加以区分，这一点在敦煌文献所记载的户等上也有体现[6]72-90。在这样的户等制度下，即便是按户等赈灾减税也并不一定按贫富蠲免。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诏免“京畿及关辅有损田”之百姓，据字面之意，似乎被减税的“损田”“下户”、“八等以下”户是贫民下户，[5] 卷35，387但结合此时之户等制度来看，此处“下户”、“八等以下”户、“受田一顷以下者”，并不是特指贫穷户，而是泛指一般民户。 　　二 　　随着唐中叶以后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发展，唐前中期不问贫富一例减税的原则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此后国家以20%左右的税额用于水旱灾荒救济时 [13] ，虽然仍有普遍蠲税的制度存在，但也逐渐形成了以贫民下户为重点减免税役对象的制度。如大中九年（855）七月，“以旱遣使巡抚淮南，减上供馈运，蠲逋租，发粟赈民”，又“罢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贡，以代下户租税”[8] 卷8，250。明确以贫民下户为减免租税赈灾的主要对象。五代广顺元年（951），“幽州饥，流人散入沧州界”。后周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给无主土田，令取便种莳，放免差税”[14]。其中因饥荒而流移者应主要为贫民下户，后周政府“放免差税”，自然有利于他们恢复生产，维持正常生活。 　　宋朝乡村行五等户制，第四、第五等下户亦是宋廷救灾时重点考虑减免倚阁赋役的对象。如景?元年（1034）二月前后，诏“益州灾伤州军人户阙食之处，中等以下人户夏税物予倚阁” [15]食货70之163。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南郊制：“应第四等以下人户宣和三年以前因灾伤倚阁残零二税并诸般租课，并特予除放” [15]食货70之163 。宋孝宗（1162―1189）继位之初，陆游（1125―1209）在一道谈及“赋敛”事宜的奏折中说：“凶年饥岁，虽贫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贫者惟守田亩，孰为当恤？”[16] [17]其言下之意是就抗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