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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见死不救”现象思考 　　引　言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焕发过多少人性的光辉，但它却日渐阙如。而“见死不救”却屡见不鲜。车祸现场有见死不救，医院之内有见死不救，无辜者被殴有见死不救……每当因“见死不救”导致生命陨落的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我们都不免要为人情的冷漠而痛心疾首，都要作出道德的谴责和反思，当这种谴责不足以制止这种行为时，是否可以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 　　事件扫描 　　吉林省乾安县年仅16岁的农村少年陶汉武，在县政府反映问题时意外跌倒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从发生意外到被送往医院抢救约半个小时里，与陶汉武同行的数十名农民一直向当时在场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帮助，但是一再遭到拒绝。 　　(新华网2007年5月24日) 　　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在嚷着“疼，救命”中死去，而他死去的地方距离抢救室不到10米。 　　(《新京报》2005年12月15日) 　　 　　专家视点 　　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来自广东的王文科教授建议，对于当前社会上许多人道德水准低，应该有一个必要的强制措施即法律手段来解决，从客观依据来说，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是有可能的。 　　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贾宇认为，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一方面行不通，另一方面没必要。如果对事件中的旁观者不论身份、特定义务均按“犯罪”来罚，没有特殊性。这种“见死不救罪”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若事件中涉及的当事人是特殊身份，如“110”“120 ”工作人员，及对当事者有监护义务的“见死不救”，可以用现行《刑法》进行量刑定罪，因此，没必要设立“见死不救罪”。而且设立这个罪名也缺乏可操作性，如果对事件中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没有特殊义务的“看客”的漠视行为――定罪，打击面太宽。 　　民众之声 　　关于见死不救现象的争议太多了，需要出台一个法规，明确其中的责任和义务，以法律的正义与刚性去加强道德防线，去推动道德标准的提升。“见死不救”入罪能解决“道德困境”，是一种“道德纠正”。 　　在道德自我约束形同虚设的时候，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况且，为“见死不救”立法，其作用和价值是“保障”而非“拯救”。保障道德危机下人的生命权、保障愈来愈低的道德防线回归本位，而不是进行“道德拯救”。 　　对见义勇为行为需要合理救助和补偿机制，单用法律的形式约束这种行为，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怕被认为“见死不救”而承担法律责任，再也没有“围观者”，甚至可能连个报警电话都没有人愿意拨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法律又如之奈何? 　　“见死不救罪”概念模糊，在立法解决“见死不救”问题上，如何在量罪依据、处罚标准等具体规范的制定上最大限度地做到严谨、周密与公正?“见死不救罪”适用于哪些群体?能否无限扩大到整个社会?在执行层面上又要如何量刑操作?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先贤之见 　　《论语》：“见义不为，无勇也。”这里的勇，首先是践行道义的道德勇气。认识到应该做却不做，往往是私心杂念在作怪。 　　南宋理学家杨时说：“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胜，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意思是：赴汤蹈火，一个勇敢的武夫就可以做到；但战胜自己的私心，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 　　 　　跟帖 　　“见死不救罪”是对人履行法定义务的一种督促，适用于人民警察、医务人员以及拥有救助能力的政府机构和人员等，但不能无限扩大到整个社会。一个英雄的悲剧将阻止成千上万个英雄的产生，政府有责任大力扬善扶德、加强道德投资，完善见义勇为利益保障机制，杜绝英雄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发生，让道德奉献和利益获得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成反比”变为“成正比”。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提高“道德价格”比增设“见死不救罪”，显然更合理也更有效，因此，逐渐完善见义勇为奖是不是更值得提倡呢?通过提高“道德价格”的方式召唤“道德归来”是否更值得我们思考呢? 　　 　　域外参照 　　在国外，通过刑法加重对见死不救行为的惩戒并非个别。《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50万法郎罚金。 　　《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条第2款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以12万里拉以下罚金。 　　 　　针刺文一 　　要拯救道德，必先拯救人性　　花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