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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封“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解读 　　摘 要： 关于文体或风格的论断，法国文体学家布封的名句“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有其独到的一面。但由于译文的有失偏颇，造成了对其论断理解上的误区。风格固然不等同于人格，对于布封论断的理解不能脱离其语境而断章取义。 　　关键词： 布封 风格 人格 　　 　　引言 　　 　　关于风格，法国18世纪的文学家布封有句名言：“Style is the man himself.（风格即人）”此论是他于1753年在法兰西学士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所作《论风格》的演讲中提出的。布封的这篇演讲，本为讨论文章风格，它主要是从作者思想和才力的方面，论述作品的风格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布封的论断有其独到之处，向来为文体学家所广泛论证。然而，对布封这句名言的内涵，由于理解不同，产生了众多异义。有的将“文如其人”这句我国古来有之的名句作为唯一的对译词；有的则将“风格即人”与“文如其人”交相为用，混为一谈，这是将两个不同的命题所包孕的不同的概念混同甚至等同。究其原因是有的译者对这句名言的内涵失之精审，只取适便，以致译法错误重出，歧义滋蔓，既“误读”了作者，又“误告”了读者，从而造成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上的“误区”。Babb在《Essays in stylistic Analysis》（1972）一书中曾经指出，“该理论在布封文中的意思与单独理解该句有所不同。人们普遍以为风格是艺术家个性的特殊表现形式，所以可以据此（通过研究其文章）以研究其内心”――这实在是曲解了布封的本意。 　　 　　一、“人格”不同于“文格”；“风格即人”亦不等同于“文如其人”。 　　 　　我们认为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与其文学风格（style）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发现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存在某些特征，但还不能直接看到他的灵魂”（胡壮麟，2000）。 　　总的说来，“文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人格”，正如钱钟书指出的“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谈艺录》）。然而文格并不总是与人格相一致。如孔子言道：“有言者不必有德。”如南宋的秦桧阴险狡诈，却能写出高文；曹操和曹丕确属有才之人，但并非“有德之君”。这正中了清朝魏熹之言：“古人能事已毕，有格可肖，有法可学，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为至巧之语。”在讨论人格与文格的不统一时，人们常常提到西晋的潘岳，在文学上他唱出了流传千古的《闲居赋》，然而在生活中却是奴颜婢膝，对权臣望尘下拜，无怪乎金代元好问慨叹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任何一个作家，其文与其人、其言与其行、其立身与文章，即所谓“笔涉”与“身接”，有时会相似相通，但有时却相异相背，这种“文格”与“人格”彼此割离不一的现象，中外共有，古今皆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几例，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培根也是一个典型的人格与文格相背之人――他的才华可以肯定地说是超人睿智的，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培根风格”；但是行动上却热衷于功名利禄，为谋求尊贵的职位醉心于官场的周旋与拍马。又譬如，18世纪英国的劳伦斯?斯特恩，本人是虔诚的牧师，但其笔下的《项狄传》却是以粗野猥亵著称的奇书，甚至被人称为18世纪英国文坛上的“坏孩子”。19世纪末期，英国唯美派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最后竟会因生活腐化堕落，以有碍风化罪而锒铛入狱。20世纪创造“硬汉性格”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倡导临危不俱、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子”精神，结果自己竟然因病魔所缠而饮弹自尽。 　　我们今天所谓“文如其人”，是指作品的风格总是与作家本人有某种必然的、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在其内涵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然而，正如余欣鸣（1997）所指出的：作家精神个体性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也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故而由此形成的作品的风格，与作家本人之间的联系，必然是多元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人生哲学、生活态度、审美情趣、思想倾向、性格气质、艺术修养等，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统一于作家的精神个体中，对其作品风格的形成，综合地在起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因素，也并非皆是半斤八两，可以在那里平分秋色。在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多维联系中，有的作家可能是人生哲学、生活态度等在起主导作用，有的作家则可能是性格气质、审美情趣等在起主导作用。所以，文学作品的风格，未必注定总是与作家的性格或人格保持一致。 　　 　　二、“文格即人格”是布封的论断吗？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