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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阶段性差异研究 　　摘要：现有实证研究忽视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导致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为避免数据异质和其他计量问题，本文细分数据并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其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最后，据此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阶段性差异；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78-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注：国际直接投资即FDI，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7)的定义，FDI为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国家统计局对FDI的定义为外方(包括港澳台)股份占25%或以上的投资，又称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50亿美元(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省略/pub/FDI/wzyj/yjbg/default.jsp.)，成为自1993年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流入我国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的广泛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我国渐进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过程考虑不足，在实证研究中未对样本进行阶段性区分，造成了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问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试点、经验积累、调整推广的渐进过程，外资企业也在试探、成功中摸索投资的模式并逐步增加在华投资，形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特殊历程，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根据阶段性特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海试点、法规完善阶段(1979～1991年)。国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了以港澳台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221.82亿美元(注：本段所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主要分布于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主的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试点选择和华侨纽带特点。 　　第二阶段，经验推广、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7年)。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消除了吸引外资的理论障碍，开放了更多国内市场，使外商对来华投资的安全感增强，投资热情高涨。仅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达到275.15亿美元，超过了第一阶段的总和。这一阶段的投资总额达到1967.92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7.8倍，分布在所有省区和几乎所有行业。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王洛林的研究[1]表明这一阶段的微电子、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外资大量增加。 　　第三阶段，投资质量提高阶段(1998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转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相配套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大量跟进，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750家；我国逐步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先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注：根据《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4、2005、2006)的数据整理，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省略/pub/FDI/wzyj/yjbg/default.jsp.)。由于入世开放市场承诺的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更多的行业。 　　折衷理论[2-5]认为，跨国公司根据其自身的技术、产品差异、管理、营销等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成本节约、规避市场结构不完善等内部化优势，结合东道国的要素成本、投资环境、宏观环境、经济政策、生产集聚等区位因素，进行投资数量、行业和类型的选择。因此，我国三个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行业的不同，是在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变化和我国区位因素变化的投资选择结果，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各个阶段的决定因素是变化的。因此，分阶段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进行文献评述；第二部分选择变量、建立模型、介绍方法；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实证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评述 　　 　　随着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