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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立必要性 　　摘要：我国农村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性障碍。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体现社会保障法本质、实现社会保障法根本价值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社会保障的产生最初是与人类的生存要求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障权与人权、特别是生存权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人权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生存权明确提出后在法律上的确认。人权即人的权利或作为人类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属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从各国关于生存权的规定来看，生存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人权观念中，公民要生存下去，对国家和社会提出了要求，要求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民的生存，国家则有责任接受公民生存请求的义务，因此，为了解决社会成员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差异和不公，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赋予有生活困难的公民和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即社会保障权。可见，社会保障权是以生存权的形式在各国立法中出现的。社会保障是和人权及生存权紧密相连的，社会保障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存权的派生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通过法律确立并保障这一权利。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严重滞后，显然与建设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目标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会保障层次低，覆盖面窄。农村相对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改变，社会保障的二元矛盾日益突出。来自国家劳动保障部的数字显示，到2005年底，全国1870个县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5500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超过300多亿元，约250万参保农民已开始领取养老金，同时还有300多万失地农民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相对于9亿农民来讲，只有6000万农民享有社会养老保险显然是杯水车薪。除制度覆盖面过窄外，目前农村社保财政支持和投入不足、农保基金筹资和运营渠道单一、保障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第二，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障实质上是社区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是世界较低的，而其中投向农村的就更加微乎其微。主要由农民出资的筹资方式不仅忽略了社会保障具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改变了社会保障的根本性特征，而且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造成了资金来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同时也影响了农村参加养老医疗等保障的积极性，加大了保障工作的难度。第三，社会保障项目管理混乱，不够科学与规范。一是管理体制不顺，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民政部门，计生委，基金会，寿险公司等机构均涉及了农村社会保障，导致管理混乱，办事效率低下，难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成本高。管理机构的重叠和管理机构的非专业性，致使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体现社会保障法本质的必然要求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的弱势群体，一般包括以下三类：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里我们主要阐述前两类。 　　一是贫困的农民。改革开发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逐步缩小，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最小达到1.8∶1。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8∶1，2001年为2.89∶1，2002年为3.1∶1，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均为3.2∶1。这意味着一个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3个农民的收入。这一水平比1998年扩大了11％，比1990年扩大了26％，比1985年扩大了近50％。国际经济表明，在人均GDP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般为1.5～2倍。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远远超过国际标准。一般来说，现在城镇基本实现小康，农村进入小康的只有50％，还有约3000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更谈不到小康。这些贫困人口显然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应当得到保障。 　　二是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上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弱势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每年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达到上亿的规模。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