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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委托书征集制度法律规制研究 　　摘 要：委托书征集制度是一种表决权的积极代理制度，利弊并存，目前我国专门针对委托书征集的规范和监管几乎还是空白。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上，适度借鉴境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对于我国委托书征集制度的法律规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委托书征集；法律规制；主体资格；信息披露；征集程序 　　委托书征集（Proxy Solicitation）是一种取得股东表决权代理的方式，是指征集者通过书面方式劝诱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大会且未选任其他代理人的股东，将其投票权委任于自己或第三人的行为。委托书征集与传统的表决权消极代理均反映了当事人之间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但委托书征集是表决权消极代理的逆向变形，表决权消极代理的受托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向代理人提出要约，而在委托书征集制度下，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征集者向股东提出要约。 　　 　　一、我国委托书征集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针对委托书征集制度确立了法律上较为完善的相关规定，比较典型的如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有关委托书征集制度的法律规定还很不健全。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指导性文件中。 　　（一）法律 　　新《公司法》（2006年修订）第107条：“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这一规定确认了委托代理投票在股东大会的运作，提供了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的法律依据。 　　（二）行政法规 　　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其同意权或者投票权，但是任何人在征集25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这是我国关于征集股东委托书行为的最早法律规定，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层次的立法。但是，1998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废止了《暂行条例》。 　　（三）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指导性文件 　　199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1993国家体改委发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和1994年发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对于委托书征集的问题做出了一些相关规定。199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和表决，并且对于征集主体、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做出规定。2001年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发布了《深圳上市公司征集代理投票权操作指引》，该指引是我国内地第一份关于征集股份委托书的专门性官方文件，但该指引主要是出于规范完善性的考虑，并且由于立法级别低，作为“指引”也不具有强制效力。2002年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济贸易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9条规定：“股东既可以亲自到股东大会现场投票，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两者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第10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 　　这些法律规范表明，在我国一方面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行使权利；另一方面相关人士也可以进行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但我国目前有关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制度的立法还主要是建立在民法代理理论的基础上，专门对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的规范和监管则几乎仍是空白。一些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订入了有关征集股东表决权委托书的相应条款，作为对本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行为的指导。但是由于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的内容也相当粗糙，不利于指导实践中的股东表决权委托书征集行为。 　　 　　二、我国委托书征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我国现行有关委托书征集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股东委托书征集制度规定非常粗略，在征集授权委托书的规范和监管问题上仍有大片空白，缺乏明细和可操作的具体规范。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现行的有关委托书征集的法律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层次较低，立法体制不统一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文件的规范对象为在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或到境外、香港上市的公司；而广泛存在的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可以依循，并且上面提及的部分文件只是公司行为准则的指导性文件，仅在公司制订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