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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 　　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似乎还在不断提高。从下表1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2003―2007年GDP增长均在10%以上,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基本都维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在劳动就业方面,二、三产业同期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第二产业就业增长在2007年甚至高达7.3%。 　　另外,从能源资源消耗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物质要素投入驱动的特征也非常明显。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能源资源消耗所占比重却远高于此。其中,原油、原煤和总的能源消耗占世界比重分别为7.4%、31%和15%左右,按单位产值能耗,中国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消耗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30%、27%、25%和40%。 　　以要素投入为支撑的增长模式带来了诸多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以及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消费比重的不断下降和产能的不断增加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的局面,而为消化过剩产能又必然会增加对外需的依赖,于是经济增长逐步呈现“投资拉动、外需依赖”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低,产业总体技术结构层次偏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缺乏核心竞争力,致使企业能够获取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 　　二、人口结构在客观上支撑了要素驱动模式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曾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然而,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延续了以物质要素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包括分配扭曲、财税体制、唯GDP的政绩考核取向等等,而人口结构则在客观上为要素驱动模式的存续提供了支撑。1978年以来,我国的人口供养比(供养人口与工作人口之比)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72.5%逐步下降为2008年的39.8%。供养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成年供养人口比例持续显著下降。1978年,未成年人口供养比高达64.6%,到2008年已下降为28.7%,降低35.9个百分点;而同期老龄人口供养比则由7.9%缓慢上升为11.1%。 　　“低出生率、低供养比”的人口结构使得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具备了客观条件。一方面,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我国特有的制度性二元经济结构更是储备了大量近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力。在要素投入扩张的过程中,劳动力供给方面基本不会构成增长的瓶颈。另一方面,在人口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工作人口比重越大意味着新创造的价值越多,而社会总消费基本可以假定不变,这样国民储蓄所占比重就会随着提高。国民储蓄是投资(或者说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充足的国民储蓄同样为资本投入的膨胀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 　　三、分配扭曲加剧了经济失衡和外需依赖 　　人口结构为要素驱动增长模式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和劳动力储备,而分配扭曲加剧则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膨胀和投资消费的失衡。分配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环节,该环节的格局明显有利于资本要素,具体来说又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导致初次分配中简单劳动力只能按照“生存水平加成”而不是边际贡献来参与分配(Lewis,1954),于是资本要素相应地就获取更多的剩余;(2)部分要素价格受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而依然处于扭曲状态,突出表现为能源、资源价格的压抑,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加资本要素的收益和回报;(3)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吸引投资而采取的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将国民收入中原来属于政府的份额让渡给企业,从而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 　　此外,近年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加上政府再分配调节的乏力,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企业、政府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的格局。 　　1998―2007期间,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与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之比由1998年的2.42倍逐年下降至2007年的0.35倍;相应的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则由4.3%逐步上升为25.3%。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份额由1998年的67.9%下降为2005年的59.4%;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则分别由16.1%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