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实证分析.docVIP

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严格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增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口自由流动(并非人口自由迁徙)为代表的户籍政策松动，为服务业增长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种并非到位的改革政策使流动劳动力的收入与消费大幅度分离，导致中国服务业未能获得充足的发展，如果对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政策进行改革，则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 　　关键词：户籍制度；城市化；服务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05-06 　　 　　一、中国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实证分析 　　 　　(一)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增长：世界范围的考察 　　从经济发展来看，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引起生活方式的市场化转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条件。这是因为服务产品的生产自始就与市场交换相联系。此外，由于服务产品的不可储存性与不可运输性，使服务产品的需求要有足够的人口密集度才能达到规模生产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基本是同步的。例如，从2000年与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具体数据参见表1)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明显的线性关系。 　　我们还可以将表1的数据绘制成散点图(见图1)，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之间的明显相关关系。 　　 　　使用SPSS软件对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这个方程的自变量――城市化率在1％的水平显著，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 　　Si=33.877+0.381Ci　(1) 　　在方程(1)中，Si表示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Ci表示城市化水平。这个方程说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0.381个百分点。但是，方程(1)对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依据这个方程所预测的数据，中国在1978年时，服务业比重就应达到40％以上。 　　 　　(二)中国的人口迁徙规模、特征 　　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中国的情形极为特殊。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走的道路比较独特，这种特殊表现在数亿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工作，但是，这部分劳动力大多都具有“候鸟式”迁徙特征。 　　这种“候鸟式”劳动迁徙的主要表现是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单身、短期迁移。大量农业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户口和相应的福利，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这一点并不同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永久的、家庭为主导的迁移。 　　这种“候鸟式”的劳动力流动，使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消费事实上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量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流回了其来源地，而在城市的消费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很少在城市本地消费服务产品。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保证了中国的低价工业化，但给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 　　这种“候鸟式”迁徙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的户籍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中不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常住居民，而且也包括没有城市户口但到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还包括相当部分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由于统计口径偏差，实为农业但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 　　对于这部分包含在城市化率但具有“候鸟式”迁徙特征的人口规模，有很多官方及民间机构进行过研究，具体研究成果参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农村外流人口规模的研究结果在8000万～1.4亿之间，我们估计，被统计在城市化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约为1.2亿，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1％。考虑到中国大约有1000万～2000万左右的农村非农户籍人口(如相当部分乡村教师以及非建制镇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断2006年计算在官方统计“城市化率”内、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4亿，大约占全部统计城市人口(5.77亿)的24.5％。也就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中，1／4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候鸟式”迁徙人口。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候鸟式”迁徙人口特征有两点：第一是收入水平较低；第二是大部分收入被汇回到人口流出地，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是分离的。迁徙人口的收入及其汇出比例是一个较敏感的问题，有很多官方的及非官方的研究机构均对此进行过研究。表3总结了一些较权威的研究成果。 　　综合前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有把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