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代价分配不公成因与对策.docVIP

改革代价分配不公成因与对策 　　在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革和分化，加上“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的高度重合，使中国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公正地分配改革代价，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是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是关键。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利益协调整合的秩序基础，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改革代价分配的现状及影响 　　 　　对中国改革的过程仔细考察后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在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人手，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从而整个社会也呈现出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状况。在这一阶段里，改革是一个“双赢博弈”，即所有社会群体都从中获益。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可能要比其他群体大。有的研究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分享型”或“共享型”的改革，其意无非是说，这一阶段改革的代价付出较小，而且其负担也较为公平。 　　大约从1994年开始，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失业的恶化和不平等的增加。当然，肯定也还有一些社会群体从最近的改革中获取了很多好处。然而，另外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不仅从相对角度看如此，而且从绝对量上看也是如此。这一新的改革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即“部分获益型”增长。 　　恰恰是在后一阶段，中国社会财富和代价分配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其突出表现是，改革代价承受主体与改革收益享有主体的错位：某些人、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为改革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少，而对改革收益的享有则相对较多；相反，某些人、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为改革付出、承担了相对较多的代价，但在改革收益的享有上则相对较少、甚至绝对减少。改革代价的不公平分配，引发???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按照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的原则，社会对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支出和收益应作这样的安排：谁从社会获益较多，谁便应为社会发展支付较大的代价；谁从社会获益较少，谁在社会发展代价的支付上便应较少。然而，改革代价分配不公使这一原则在当今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完全地体现。 　　2．改革代价的不公平分配使得一部分群体受益较多，对改革持肯定、支持的态度；而另一部分人受益较少或没有受益，同时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因此，就会对改革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不满。 　　 　　二、改革代价分配不公的归因分析 　　 　　改革过程中代价分配不公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 　　1．国家基于发展战略的总体考虑作出的代价不均等化安排。为国民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区域内，政府可以控制和使用的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公众的要求却是同时产生和无限的。因此，就需要政府进行统筹规划，作出战略选择和部署，找出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大政策支持，使之得到优先解决，而其他政策客体则因发展需要或条件限制常需作出利益让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地理方位、人文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将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对外开放、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都给予了沿海地区较多的优惠政策，使其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而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却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政策，对粮食等农业产品实行低价征购和平价调出，使中西部地区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对东部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工业原材料采取指令性调拨，不仅令企业蒙受损失，而且影响当地的税收，使中西部地区有关省份做出了很大牺牲。 　　2．有限理性和决策失误。人们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践和认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形成决策者对于社会利益格局认知的偏差，从而使公共政策制定制度安排中对代价分配不公问题考虑不周。 　　3．既得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来自社会各集团的所有压力，始终是社会政策的决定因素，事关政府的所有事务，均取决于互相冲突的集团压力，这是认识一般政府与特定政策的关键所在。由于利益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力量不同甚至非常悬殊，社会的公共决策并非始终是按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相反，必然有一个或几个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着社会的公共决策。由于各利益集团的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实力悬殊，从而使强势集团作为主力集团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尽管从改革的整个过程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中国迄今也未出现一个能够在全局意义上操纵改革方向的利益集团，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