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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浅析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焦点。现有的文献大多数研究的是那些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过程有直接影响的要素或变量。Ramsey，Solow，Romer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技术创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私人投资的增加以及人口增长率等核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Barro，Alesina and Perotti，Krishna et al研究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强调公共支出，政治制度和国际贸易开放度等变量通过影响经济环境来影响经济增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奇迹”的出现，促使经济学家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文化禀赋，研究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其文化积淀和各种正式制度形成了一个自恰的整体。二十多年来，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大量的正式制度被移植，在外来制度的冲击下，原有的自恰状态被打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和大量移植来的正式制度之间的不相容状态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化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原因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他指出由宗教改革而衍生出来的禁欲主义新教所提倡的“天职”的观念促使企业家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伦理观的出现，从而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创造”出了资本主义。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诺斯，指出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制度环节影响经济绩效。他认为一次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变迁方向和非正式制度演变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容程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实现高度的相容，否则就会出现社会摩擦、动荡。可见，作为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体系，文化的演进直接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 　　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二、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Faria and Leon-Ledesma把文化积淀定义为一套变化缓慢并且在人的一生中接受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把文化积淀设为一个由各种指标组成的变量，通过对87个国家文化积淀指标的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积淀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国家或者实行高度法治的国家相对要小得多。 　　韦森沿着格雷夫的思路，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道路锁定)的路径，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进化演变)的路径，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 　　 　　二、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自此中国开始了制度变迁的历程。这一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是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扩散过程，其主要的内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的强制性和诱致性交替变迁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等改革而推行的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市场体系的培育、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第三阶段从1992年春“南巡讲话”开始，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在宏观层面上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所有制结构，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营造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外部条件；在微观层面针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权责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中国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各种制度的高效运行要求有一套高度相容的非正式制度与之契合。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一般规则，即个人“私域”的不受强制，而这个“私域”的核心内容是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正是来自于具有财产权利的个人，通过自由竞争，将个人的专有知识和特殊偏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