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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思考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区域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经济区域。然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找到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和合作路径，开始了合力基础上整体提升的时候，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却是步履蹒跚、 　　 　　一、环渤海经济圈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障碍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以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就中国范畴而言，它位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区的结合部，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在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长期的行政区划和传统的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环渤海地区形成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格局，使得其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 　　首先，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区域内的内在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外，目前又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造成了地区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而加剧了产业行业间的盲目竞争和恶性竞争，也使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其次，由于区域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地方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环渤海经济圈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往往是你的产品卖不到我的地盘，我的产品也难以打入你的市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最后，区域内国有经济比重大，体制改革滞后，开放度不高，开放意识不强，缺乏协同发展的整体规划和明确可行的战略部署，未能形成优势互补、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的合力。像环渤海地区天然的中心是北京，但是在经济上它同区域内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形成像上海与长三角、广深与珠三角那样的紧密联系，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极其有限，没有起到应有的“龙头”作用。 　　 　　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环渤海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通过市场竞争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十分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资源、个人和企业经济活动的控制仍然相当普遍。又由于其政绩考核主要依据本地区财政税收、本地就业和GDP增长速度，因而地方政府不仅具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也具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具有强烈的行政导向性、明显的功利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显然这种政府职能的错位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的制度根源，要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还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 　　首先，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不能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管、卡、压”，而应立足于“服务”。公共领域的开发关系到区域多方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同时又是单方无法解决的重大、棘手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以区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例，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环渤海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按一个生态整体加以宏观治理，以实现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 　　其次，要建立竞争的政府。通过竞争，能够鼓励创造和多样性，令各地主观能动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优势互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要从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策略的封闭式竞争转向开放式的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制度竞争，通过制度创新来吸引资源、创新技术、促进增长，而不是通过地方保护主义来维持增长。相应地，我们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其正确的方向引导，规范官员们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避免政府间的盲目、恶性的竞争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泛滥。 　　最后，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使一切行为不能脱法，包括公民的行为、更要包括政府的经济行为。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从事经济活动时，如果其行为违反公司、证券、合同、竞争、土地、环境等调整相关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也应像公民、法人一样依法承担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因此，政府在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将政府的决策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建立一个良好的区域经济规划、决策的法治机制，并辅以法律责任制度，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保证政府决策、规划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避免主观性、随意性和“长官意志”。 　　 　　三、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