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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茶马互市沿革与地域发展 　　茶马互市起于两汉，兴于唐宋，衰于清代 　　 　　茶，尤其是湖南益阳出产的砖茶和出自四川的松潘茶，一向都是高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时至今日，这种茶需求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西宁府新志?艺文》记载：北宋时代的确厮?“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醋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明史?食货志》中说：“蕃人（指藏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倚中国茶为命。”对这种现象，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这样解释：“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看来，居住在青藏古道的民族，喝茶主要是为了消食和健胃。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早在西汉时期，汉朝就同匈奴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南北朝以来边地茶马互市发展迅速，隋代王朝专门成立机构，管理茶马互市。 　　唐代青海的畜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青海有良好的畜牧业自然条件，吐蕃进居青海草原后仍以畜牧经济为主，史称吐蕃“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独峰驼日驰千里”，吐蕃经营畜牧业的生产技术已相当进步。据藏文史书记载，早在吐蕃七贤臣之首如勒杰之时，已知“在夏天将草割下成捆收藏以备冬天饲养牲畜”。唐高宗中期，党项除降唐内迁的外，留居故地者成了吐蕃部属。史载党项人“俗皆土著，有栋宇，织牦牛及羊毛覆之”，“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毡，不知耕稼，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以牦牛、马、驴、羊、豕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党项人世代以畜牧为生，创造和积累了适应本地高寒气候的生产经验，为青海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青海畜牧业中养马业尤为发达。吐谷浑人培育的“青海骢”在唐代仍驰名于世。吐蕃在河曲之地培育的河曲马也名声远扬。青海诗人吴轼在《青海骏马行》中写道：“极目西平大海东，传来冀北马群空。当年隋炀求龙种，果能逐电又追风”。描述了青海良马不同凡响。据《青海通史》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于赤岭（今湟源日月山）设立官方茶马互市，以茶换取战马和耕牛，从贞观到麟德（627-665年）将近40年间，唐朝的官马发展到70.6万匹，唐置八使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为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文中“河曲丰旷之野”即今青海黄南、海南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一带，是当时重要的牧养官马地区。后来，由于河南之地一度划赠吐蕃，影响到唐官马的发展，开元初，牧马下降到24万匹。玄宗任用王毛仲为太仆卿主持马政，与吐蕃在赤岭互市，以茶、丝绢等易马，开元十三年（725年）官马又发展到43万匹。北宋前期，青唐吐蕃各部与宋朝以茶马贸易进行，官运川茶，出卖博马。吐蕃各蕃向宋朝输出的马匹总数中，青唐政权所属各部占有最大份额，国家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 　　贡赐贸易是宋代青海吐蕃各部与内地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环节。青唐政权及其大小首领不断把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畜产品以“贡品”形式输入内地，宋代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确厮?和李立遵向宋朝贡马582匹。元丰二年（1079年）董毡贡马460匹，元?六年（1091年）阿里骨贡马179匹，出于支持青唐政权抗击西夏的需要，北宋朝廷还以给其大小首领“岁赐”、“月赐”等各种形式直接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其中包括茶叶、布帛、药品乃至一些通常被禁止出边的物资。如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定例给确厮?彩绢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 　　吐蕃各部与宋朝内地的经济贸易使双方都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大大弥补了各自经济上存在的不足，大量马匹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保障宋朝马政的正常运作，支持了边防。而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吐蕃各部由于得到来自内地的不可或缺的经济补给，使其社会生产生活得以正常维系，应该说，青唐吐蕃政权政治军事上的联宋抗夏正是以经济上的这种互补性作为物质基础的。 　　明代，西北地区茶马贸易空前繁荣，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朝为抵御蒙古，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战马，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内地封建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的影响，西宁与河州、洮州成为茶马贸易的三大中心。明初，全国战事尚未结束，因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就不断派员到青藏地区购买或用实物交易马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监而聂又以茶30万斤易马10300多匹，这些交易规模都很大，也表现出了青藏地区各部参与这种交易的积极性很高。有诗道：“交给马匹换茯茶，上马飞奔各进山”。明后期，西海蒙古与明廷在沿边路口规定的地点定期进行互市。互市期间，先由官府与蒙古各部贸易，然后开放边口民市。 　　清初，清廷与青海蒙古诸部继续开展边口互市。顺治年间，互市地点大致定在镇海堡、北川口、洪水口等地，后因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