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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道德伦理与困惑 　　“通向经济复苏之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的企业高管重建正直的品格和‘中庸’的道德观”。 　　 　　第四十六届国际保险学会年会于2010年6月6日～9日在西班牙的首府马德里召开,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界高管、监管官员、学界代表及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齐聚马德里。由于始于两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今年的大会仍然以“金融危机之后果”为主题背景,20多位大会演讲人和400多位参会代表围绕“金融危机之后保险业的发展之路”、“全球保险监管与系统风险的防范”、“银行保险的未来发展”、“作为战略资本管理手段的再保险”、“环境变化及其对保险业的影响”、“亚洲在新型市场的角色”、“全球保险业的未来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大会的第一位主题演讲人是日本生命的主席Uno先生(盖因此翁为业界名人,怕翻译不准,引起误解,以下将以其原名出现),他在开场白中风趣地说道:“我猜想因为我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为‘一’,所以荣幸地成为第一位演讲人。”然而话锋一转,他说,“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危机,危机中,15家大银行只有三家幸存,20家寿险公司中只有10家幸存。所以,作为危机时代的幸存者和见证者,我可能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演讲很具洞察力,给人以启迪,受到与会者的热评,也引起我对现实经济中许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想讨论一下他的演讲及此次大会讨论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所抨击的、此次金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某些企业高管的贪婪、金融机构职业操守的缺失、评级机构不负责任的所为等等。在Uno先生和许多与会者看来,这些问题的统一“标识”是公平、正义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因此,他认为,“通向经济复苏之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的企业高管重建正直的品格和‘中庸’的道德观”。 　　长久以来,经济学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虽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不讲道德”是强调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的分析前提”和“成本收益的分???方法”),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就必然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道德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群之所以形成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显然与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水平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自亚当?斯密之后,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常引用的也是他本人分别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和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前不久,亚当?斯密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erry教授来北大经济学院发表了题为“道德经济?亚当?斯密的今生和未来”的演讲。Berry教授在澄清对斯密理论的一些误解时特别强调,斯密对商业社会的推崇并不是对自私自利本性的辩护,更不是对商业社会的“非道德化”。Uno先生也从凯恩斯将经济学称为“道德科学”的判断中引申出“道德是经济学的必需品”的结论。 　　我非常欣赏大师们的精辟观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又常为有些现象所困惑。例如,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什么是判定“道德”还是“非道德”的精准标准?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和运行离不开创新,离不开人类对获取新的利润和更高收益的“渴望”,后者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创新是“道德的沦丧”,而另一种创新是“道德的弘扬”?CDO等金融衍生品被斥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Uno先生就曾在他的演讲中引用美国周刊的评论说,“华尔街过去的十年就是物理学家的天下。金融机构雇用火箭专家来设计新型金融产品和基于金融工程基础之上的风险模型”。但如果当初华尔街的这些物理学家们别玩得太过,换句话说,不要搞出金融衍生品的太多“次方”,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的灾难效应,是否就是“弘扬道德”的创新?据国内某学者最新的研究,作为另一种金融衍生品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简称CDS,它无疑是压垮世界保险业巨头AIG的祸首),因其结构简单、标准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充分、报价估值更加透明等特点,市场份额在日趋扩大。这些金融衍生品在两年前和当下命运的差别,凸显的是金融衍生品“始作俑者们”“好心办坏事”的无知、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是真理离谬误一步之遥的差错,还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分水岭?再比如,快餐的出现是一场革命,但它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和快捷的同时,许多的研究也表明,它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问题的杀手之一。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拷问快餐发明者和提供者的道德良知?我们是否应当把丧尽天良、成心害人的企业和个人(例如,中国的许多假酒制作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假酒致害于人,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