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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分析(政策科学)是公共管理或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独立学科，是二战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首先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本文考察作公共政策分析(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和学科“范式”(即它的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 　　作为一门研究政策相关知识(即公共政策过程的知识以及这一过程所使用的其他知识)的学科领域，政策科学源远流长。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之初，因为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需要政策相关知识的研究。近现代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政策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拉纳(Daniel Lerner)和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主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被人们当做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 　　拉斯韦尔被誉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创立者”。在《政策科学》尤其是其中的“政策方向”一文中，他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加以论述，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虽然拉斯韦尔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指明了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但是此后的十几年里，除了在政策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方面，特别是运筹学、系统分析、线性规划和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及技术上取得成就之外，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1960年以后，政策科学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在当时起到了方法论的解放作用，给政策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为政策科学的突破作出贡献的是一批政策科学家及政策分析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系统分析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Dror)。他在1968年～1971年短短的几年里，出版了所谓政策科学的“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年)、《政策科学构想》(1971年)、《政策科学进展》(1971年)，并发表了??批政策科学论文。这些著作构成了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德洛尔继承和发展了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思想，对政策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具体详尽(有时近乎繁琐)的论证，从而形成了拉斯韦尔一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 　　20世纪60年代末，当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刚趋向成熟时，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学者就迫不及待地把研究生教育的眼光紧紧地盯住了这个充满希望和诱惑的新领域。从1967年到1971年短短的几年里，出现了第一批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学院或研究所(如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策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兰德公司研究生院、杜克大学政策科学研究所等)，开始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生教育。这些著名学府不约而同地兴办政策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充分说明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和生命力，说明它在培养政府决策、管理和政策分析人才方面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70～80年代，政策科学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在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研究上取得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政策评估、政策执行和政策终结方面形成了各种理论；另外，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也可以视为政策科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的一个成就，因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用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策科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一是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的研究者从政治哲学、案例分析、职业道德等角度或方面去研究政策价值观问题；二是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出现了用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来统指这两个领域的新趋向；三是政策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一些学者主张用社会、政治和法律的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 　　在国外，政策科学已经体制化了。体制化的内容包括学术团体、基金来源、出版发行渠道、教育培训和职业化等方面都已相当完备。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政策科学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的而又有相当影响的社会科学领域。在我国，政策科学发展迅速，并逐步体制化。 　　按照学者们的看法，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领域，它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范式”，即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等。 　　首先，就研究对象来说，政策科学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策领域，即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基本目标是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