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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认定及完善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追名逐利日益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受贿犯罪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妨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运用实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当前司法实践，重新审视受贿罪的客体、客观方面和贿赂范围等方面的内容，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为重构中国的受贿罪提出一些拙见。 　　关键词：受贿罪；客体；客观方面；认定；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29-03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中国刑法理论界对受贿罪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受贿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由于受中国刑法学研究传统的限制，理论界对受贿罪的研究多是局限于刑法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内，并没有突破受贿罪原有的定罪量刑框架，以致这些研究无法对受贿罪的立法与司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并严重制约了中国受贿罪立法目的与司法宗旨的实现。 　　一、当前中国关于受贿罪的争议 　　（一）中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有关争论 　　在中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公务人员的监督管理权力和交付财物的人的财产权利。随着法学研究的发展，这种“复杂客体说”的缺陷也日益显露。目前，关于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廉洁性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洁性”。廉洁性说的理论基础是反腐倡廉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建设措施，而惩治受贿犯罪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受贿行为不仅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义务，而且严重威胁到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1]。 　　2．正常管理活动说。该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因为受贿行为表明国家工作人员以公权谋私利，违背人民公仆的形象进行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运行程序受到破坏[2]。 　　3．选择性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不仅侵害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信誉，而且主要的是侵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学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运用非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建设进行协调管理和干预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选择性客体说与中国社会体制相悖[3]。 　　总之，廉洁性说概念模糊，廉洁本身是一个包容性词语，而对犯罪客体的界定不能用宽泛的词汇来概括。正常活动说把受贿罪的客体规定的太狭隘，使一些贪赃而不枉法者成为漏网之鱼。选择性客体说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给司法实践以明确指导。 　　（二）中国刑法学界对贿赂范围的争议 　　财物，是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是受贿罪的行为对象或称行为客体。对贿赂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受贿罪的认定幅度。张明楷在其《刑法学》一书中，将财物界定为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目前法学界对受贿罪中的“财物”理解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财物说，这里的财物是指有形的、能够直接用于消费的或者具有消费功能的物品。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金钱和物资两类[4]。其二是物质利益说，该说认为对受贿罪中的“财物”应作扩大解释，既包括财物，同时也包括诸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和提供住房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5]。其三是利益说，该说认为受贿罪中的“财物”包括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不正当利益。即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要求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财产或非财产性的利益[6]。 　　近年来，随着受贿形式的多样性，财物说已不可取，而实践中常常活跃着某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财产或非财产性的利益来侵蚀着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单纯的财物或者物质利益已不能满足立法者的原意，为了严惩受贿犯罪，利益说已经走上立法的舞台。 　　（三）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的争议 　　《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索贿除外）、单位受贿罪均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对这一要件性质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客观要件说，即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