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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中的农村非正规金融： 一种分析视角 摘要：在转轨经济中农村非正规金融这种次级制度安排下，中国农村经济部门努力挣脱金融资源的桎梏而获得了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贯穿于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之中，而地方政府是推动农村非正规金融繁衍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中国银行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但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非正规金融的重要地位会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而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乃实属必然。 关键词：转轨经济；非正规金融；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没有被官方监管、控制到的金融活动（Kropp等，1989;World Bank,1997）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都处于一个重要位置（Ghate,1992;Adams和Fitchett,1992;Meyer和Nagarajan,2000）。概莫能外，在中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堪称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参见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的相关调查。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考察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基于该理论框架，林毅夫等（2003）指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根本原因。然而，抽象掉宏观制度环境的标准微观经济分析并不能完整复原非正规金融在中国农村大地繁衍的真实画面，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源远流长，但真正兴起时间却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姚耀军等，2005）。已有很多文献指出，非正规金融是对转轨经济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Chandrnvarkar,1987;Floro等，1991;Fry,1995;史晋川等，1998；张军，1999；Isaksson,2002），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十分重要。以此为线索，本文试图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建立一种分析框架，以厘清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基本逻辑。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89）。第一个问题是，原有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不均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制度安排不均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文章第二个部分将对该问题进行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这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张杰，1998），作为一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金融形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似乎匪夷所思。文章第三部分将表明，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这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贯穿于始终。第三个问题是，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非正规金融会势渐式微吗？文章第四部分将表明，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中小银行发展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很难被正规金融所替代。文章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价。 二、已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诱致性制度变迁分析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已有制度安排为什么出现了非均衡。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已有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面对资本的稀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农村金融机构仅仅充当了国家动员农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资金的一个渠道。赶超战略最终走入了历史，经济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转轨，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经济逐步向“私人决策”回归。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农村经济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村经济部门从金融体系所获得的资源却十分有限，此即中国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性。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引入金融扭曲度的概念。所谓金融扭曲，是指国民经济中某部门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与其从金融部门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供给不相匹配。史晋川等（2001）提出了衡量我国金融扭曲度的方法：用某一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去除该部门贷款占全社会总贷款的比例，得到一个比值，然后比较各部门的比值，最优的金融制度安排将要求这个比值在不同的部门间不存在差异，如果该比值的差异越大，则金融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相反。本章把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类比于两个部门，并用金融扭曲度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二元性的程度，。中国金融扭曲度在1991－2002年间平均约为8.2，明显大于最优值1。中国金融发展城乡二元性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在转轨经济中，国家为了保证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对比重的缓慢下降，实现在转轨经济中所谓的“增长衔接”，尽量保持国有经济产出的稳定性成为渐进改革中内生的要求，而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必须得到及时而有力的资金支持（张杰，1998；张军，1998）。即使国家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资金供给约束，但如果国家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那么国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