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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改革定价政策 　　内容摘要：在我国电信业放松规制和规制改革过程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逐步地探索和初步运用激励性规制方案，对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规制体系的重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价格规制是经济规制的重点，价格规制改革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本文在西方规制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具体探讨我国在价格规制方面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电信 激励性规制 改革 　　 　　中国电信业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性而由政府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及价格管制政策。但由于存在着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规制机构相对于上级中央政府或公众的代理问题、规制机构被利益集团俘获问题、规制机构只有有限承诺能力的问题，特别是规制条件下竞争缺失及相应的激励不足，使得规制的结果与其初衷相悖离，导致产业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产生所谓的管制失效。 　　管制政策的讨论，常常导致取消或放松某一行业传统的政府管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只要条件具备，政府就应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抑制垄断，提高社会福利。但为了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须重建规制。也就是说，中国作为转轨经济国家，此一阶段一般会形成混合的制度安排，即规制和竞争并存。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规制失效，要引入激励性规制政策。 　　 　　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内涵 　　 　　传统规制理论忽略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在具体的规制实践中，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激励性规制理论注重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如何设计激励性规制合同。这种合同旨在能够给予企业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方面以足够的激励，同时又能够有效防止企业滥用自由选择权。 　　因此激励性规制改革大致有两个特征：首先，当前的改革要促使在位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效率；其次，改革让运营商们有更多的自由去针对标准商业实践来设定费率。从边际的角度来考虑，一个高效能的激励方案能够使公司承担成本的大???数。 　　传统的价格规制使价格能充分补偿在位企业的成本，显然对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激励性规制是使被规制企业接受一个固定的总收入，此时企业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的结果是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政府就可以给予企业充分激励来提高效率。换句话说，这种标准的激励形式是允许企业对其控制之外的成本因素仍具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做可能会违背公平目标，所以政府要在效率与公平两者之间进行最优权衡。 　　诸多英、美经济学家对于规制的各种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研究表明：激励性规制政策在诱导企业逐步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改进方面效果显著。 　　 　　激励性规制改革中的定价模式 　　 　　资费最高限价规制 　　多少年来对垄断企业价格规制的主导方法是所谓的回报率规制，其实质是成本加成合同，受规制企业获准以能补偿其运营成本、并能够给其总资本带来公平回报率的价格收费。由于该方法缺乏对企业的效率激励，并且公平报酬率原本是垄断运营体制下从普遍服务来审核运营商资费和利润的一种管制模式，所以在实践中不太适合开放竞争条件下的电信运营机制。 　　价格上限规制，即最高限价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效果最明显的一种激励性规制。最高限价在英国称为RPI-X定价法，它要求产品价格的增长比特定价格指数的增长要低X%，X%为科技进步引起的实际费用的下降。在4-5年的时段内，定价程序保持不变。最高限价允许公司取得一定的回报率（在上限值以内），而且原则上不能频繁修订，因而为企业降低成本提供了较强的激励。公司有选择其价格结构的灵活性，因而能实现价格差别，同时使成本回收的社会扭曲最小化。 　　尽管一个完美的最高限价可获取最佳的社会效益，但在执行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拉丰主要从技术层面指出最高限价的局限性，如非线性资费的处理、新服务和服务升级的处理与已有服务的逐步淘汰、缺乏跨时段的最高限价、大量需求和成本不确定情况下的权值处理。另外的问题是规制者和被规制者的设租、寻租问题同样会影响最高限价的实施效率。在价格上限合同中，由于规制者在设计价格上限时掌握很大的自由决策权，这样很可能导致被规制者收买规制者，即规制者故意隐瞒所掌握的被规制者的低成本的信息而设置一个较高的价格上限，从而导致规制者和被规制者的设租、寻租行为。规制者的承诺能力也会影响规制效果。频繁的修改规制合同必然影响规制合同承诺的可置性，不利于促进被规制者努力降低成本，从而影响规制效率。 　　 　　接入定价规制 　　在引入竞争以后，所有国家都要面对新的问题，即如何确保接入和确定接入费用的核定问题。这是因为在电信业的重组改革中已普遍完成了竞争部门与非竞争部门分离的工作。电信业的基础网络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