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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社会联系农民工市民权问题反思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市民身份及“市民权”作为农民工身份与权利的流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市民身份的边界排斥及市民身份内涵变化的分析,探讨市民身份及权利作为农民工公民权流向的可行性,为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径。 　　关键词:身份;农民工;市民权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045-02 　　 　　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各方利益都在重新的组合与构建,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显现,农民工的身份和权利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从农民工身份叙事模式来关注他们的权利问题,很少从“市民权”或“市民身份”来考虑。本文结合中国社会变迁这一大背景从“市民身份”这一视角来分析农民工权利及保障问题。 　　一、市民身份 　　社会学家对身份有不同解释:在社会上的位置;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一种继承来的社会地位;任何一种用客观的特点(如职业、收人等)测量的地位;声望;权利与义务的集合。” [1]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市民身份”主要是指城市市民的资格和权利问题。 　　市民身份在国内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以户籍来确定身份。具有城市户籍身份并居住在城市的人,同时享有与这种身份相应的权利。第二种理解,市民一般是指长期地或者固定地生活、工作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居民。这种说法其范围和含义也比前一种广泛,是将市民群体裂化为“具备城市户籍身份同时享有相应权利的市民”和“准市民”(朱力用准市民来定义农民工阶层的身份),这部分群体不具有城市户籍身份,不享有与这种身份相应的权利,又长期地或者固定地生活、工作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居民。我们研究的是“具备城市户籍身份并这种身份相应的权利的”市民,下述我们称之为“市民身份”。理由有四:(1)市民身份作为农民工身份流向的可行性。(2)支配这种市民身份的各种资源的有限性即延伸的身份排斥。(3)社会的变迁引起市民身份内涵的变化。(4)“具备城市户籍身份的市民”和“准市民”在城市社会的权利和待遇的特殊性。我们就从市民身份及应享有的权利这个角度来分析他存在的边界,证实他的排斥性和内涵的变化,不能将“市民”等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二、“市民身份” 边界的排斥 　　对于边界的排斥,选择两个观察点:第一个是支配市民“身份”的边界资源;第二个是社会的变迁引起市民“身份”内涵的变化。我们在这里预设“身份”为一个社会成员,归属于某个共同体,在经济生活中和社会交际中确立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即自我身份定位,并享受体内成员应享的权利。 　　(一)支配市民“身份”的边界资源 　　城乡二元户籍一度让人们认为它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元凶。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做一定批判,“市民身份”与他者区分并不仅仅是户籍,而有其复杂的因素。下面着重分析“市民身份”边界内的内容,找出排斥他者的原因。美国学者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一书就市民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1)转型时期城市人的偏见。“他者”形象造成市民态度和排“外”成见;(2)六类公共用品。涉及的问题是:1)谁应是市民(这里是指公共物品的享受者);2)外来者进来之时本地人(市民)拥有什么,关心保留什么 [5]。从中推导一些道理,造成他者在市民心目中的态度和印象,有限公共资源的是否能共同享有,再者市民更关心的应该保留什么。据此对市民身份的塑造应是多方面因素,市民身份并不仅仅是指市民拥有的各种权利,它还意味着认同、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内容。下面选择三个维度来分析构成市民身份边界的排斥。 　　1.确认市民身份的制度因素。许多学者在阐述社会变迁倾向与“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向“市场主导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换,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由市场决定,市民身份的确认仍然要通过行政部门把握的户籍这一门槛,户籍只是一道屏障而已,市民身份的背后是多个因素的综合。农民工身份转换为市民身份,必将配置一定的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以至让身份享受应享的权利,不然就会造成“获取身份而不认同这个身份”的悖论。因此,确认市民身份,取决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的有关容纳程度的把握。 　　2.支配市民身份的公共产品及各种福利待遇等资源边界。对城市社会共同体内的有限的公共产品等资源边界的享有问题。在市民看来,农民工身份转换成市民身份,就意味着市民将失去支配自身的一些资源或不愿意分享有限的资源,或认识到农民工对他们的利益构成挑战,特别是关系到附属在市民身份上的各种利益,社会经济差别和福利待遇,他们就会构筑一定的边界阻碍“他者”的融入。 　　3.市民身份的观念认同边界。作为“市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李海青认为市民共同体内的传统文化传统使得其成员对于市民的权利与义务、行为与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