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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互动的新特点和新内容 　　中国在逐步完善其国际体系观和美国筹划应对国际体系新挑战时,两国交接面和互动点明显增加。同以往集中于双边关系相比,当前中美在国际体系的互动具有以下新特点:其一,中美更加认识到双方以及与他方在改善、更新和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重要性。中国不挑战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勒特指出:“中国不是苏联:它不寻求扩散反美意识形态,不像苏联那样在全球反对‘民主’计划、反对资本主义或颠覆国际体系。”[16]其二,中美主要通过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实现国际体系的调整。两国以各种国际机制为平台就国际规则、规范、准则、法律等进行磨合和斗争,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裁军大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大会等场合内进行道德较量和利益分配。其三,中美在国际体系内互动时更加照顾到对方的核心或重大利益。美国公开反对陈水扁试图以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中国也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时考虑到美国的立场。其四,中国承认美国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但这并不等于接受美国的当然领导地位。中国并不赞同基辛格关于中美两国共同主导国际体系的提议。相反,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共同要求美国承担更大的道义和实际责任,主张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共同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其五,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同两国内政直接相关。在近年的中美矛盾和摩擦中,美国往往利用它在国际规则等方面的话语权,试图将中国的国内立法、执法、行政等纳入美国所希望的轨道。中国则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体系,继续扩大对美贸易,这对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具体互动可以从全球、领域和地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2005年9月21日的一次演讲中,美副国务卿佐利克代表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此举表明美国在国际体系方面既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轨迹,但也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民主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鲁道夫·朱利亚尼在陈述他们外交政策主张时都突出了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爱德华兹把中国列为新兴大国之首,位居俄罗斯和印度之前, [17]朱利亚尼强调国际体系的健康运作对中美都具有“根本利益”。[18] 虽然美国日益认识到借重中国实力和影响的必要性,但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大国,不可能也不愿意同中国分享全球性国际体系和规则的制定权。 　　中美在全球国际体系的互动集中体现了两国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和斗争。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自恃“单超独霸”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故意绕开和贬低联合国的作用。但是,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遭遇重挫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转向“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美关于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共识的重点是政治体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人道主义干预、国家的保护责任、武力的使用等议题。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定位问题上。相对于美国在国际经济多边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和传统主导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重要变数,而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的作用则是两国互动的聚焦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它的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使中国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它的部分发展程度已经接近或部分指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一些高科技、硬件建设和健康指标等) 。从更长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是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的,如中国已经把2050年的目标定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发展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间,中国的两重性和多重性特别明显,中美在国际经济(包括经济、贸易、金融、能源)多边机构的合作和竞争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因素。 　　能源安全是中美间新出现的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问题。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两国在能源安全方面既存在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共同开发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以及相互协调能源政策的机遇。近年来,中国同中东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能源生产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美国因而担心中国在能源外交的背后还有对美不利的动机。中美已经启动了能源和地区的双重战略对话,交换两国对国际能源体系的立场,探讨调整相互利益的途径,进行清洁和替代能源的合作,但美国2005年阻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对双方战略互信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金融方面,中美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原则分歧。中国等新兴国家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而美国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维持美元稳定,迫切需要同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合作。中国认为现有的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于世界经济发展,未能充分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