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后审判国际战犯中探析新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特点.docVIP

从二战后审判国际战犯中探析新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特点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同盟国对日本战犯开始审判。其中新中国政府在沈阳、太原两地进行的四次审判，不仅为顺利审判日本战犯画上句号，也成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次审判。因其在审判中表现的特殊性、彻底性与审判后的延续性成为国际审判战犯史上的一个奇迹。 　　关键词：国际审判 新中国政府 日本战犯 特点 　　 　　一、二战后同盟国审判战犯情况概述 　　二战后，根据同盟国的多边磋商，同意组成以美、英、中、苏等11个国家为主要成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法庭宪章》。根据宪章，1946年5月3日，远东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审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并审判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此次审判中，中国作为受害最深的国家也是历经波折，力争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让战争罪犯得到严惩。尽管东京审判留有遗憾，但它是正义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日本侵略战争是犯罪行为。 　　东京审判结束一年后，苏联远东伯力城对12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一案开始审判，这就是“伯力审判”。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最后判决，虽然细菌战的首犯石井四郎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审判，但是伯力审判中的审判材料在1951年被公诸于世时，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成为731部队罪恶败露之始。 　　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为处理日本战犯的专门机构，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等10外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分别审理各地区的战犯。其中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与野田毅都被判处死刑。 　　新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是在1956年6月至7月间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先后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等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继东京审判、伯力审判之后对日本战犯的最后审判。 　　二、新中国政府在审判日本战犯中呈现出的特殊性 　　1??审判地点由抚顺改至沈阳 　　起初新中国政府决定审判地设在辽宁的抚顺和山西太原。后经过考虑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国政府认为沈阳是日本制造“九#8226;一八”事变的爆发地，同时，沈阳也是日本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的开始。因此在沈阳审判这些罪孽深重的战犯将更具有历史意义。这样，审判地点由抚顺迁往了沈阳。这也使得新中国政府在审判之前就带有特殊意义。 　　2．法庭上君臣为证，当事人同途同归 　　在沈阳第二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的中国公民有27人。其中较为显眼的是伪满“皇帝”溥仪和众“大臣”王贤伟、谷次亭、金名世、闫传绂、卢元善等12人。而出庭作证的也有日本战犯，铃木义夫、长岛玉次郎、林竹次等9人。在这些证人中，溥仪与众大臣的出庭作证不免让人有几番慨叹。他们曾经是主仆关系，但在法庭上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要为自己的证言证词负法律责任的证人；而当溥仪率众臣控拆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罪行时，也是让人有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曾经是东北一切权力的主宰者而如今成了阶下囚。曾经的主仆关系也好，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罢，此时在庄严的法庭上都己化为乌有。溥仪出庭作证，是审判的需要也是促进改造的需要。后来管教人员这样解读溥仪：“如果说，10年前在东京审判，他是以伪皇康德来作证的，怕死回避，公然撒谎，那么10年后他在沈阳审判是以认罪的溥仪来作证，实事求是，言之凿凿，句句有说服力。”“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伟，对武部六藏及古海忠之等人的罪行也进行了作证。这次审判让人不禁怀有几许畅然：日本、“满洲国”曾经狼狈为奸，“九#8226;一八”起步践踏中华，残暴狂虐，一同走过从前；日本战犯、“满洲战犯”一主一仆，“八一五”覆灭流落异乡，同途同归。 　　3．法庭曾经设在医院里 　　沈阳审判中共有28名受审战犯，其中首犯武部六藏因为长期卧病，不能到庭。根据相关法庭的裁定，审判员杨显之、书记员军法中尉娄玉，前往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鞫审。公诉人上校曹震辉和辩护律师关梦觉、赵敬之随同前往。公诉人会见了武部六臧并向他念了辩护词。武部说，像他这样的人不值得辩护，对辩护律师表示感谢，最后竟感动得哭了起来。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严格遵循国际法，充分考虑被告所享有的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并能以人道的角度来考虑。在医院里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一举也成为新中国政府审判上的一点特殊性。 　　三、新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极具彻底性与延续性 　　1．新中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极其彻底，进一步消灭了法西斯势力 　　纵观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伯力审判及国民政府的审判都留有一些历史遗憾：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中国革命，急